第一章 中日两国建立友好关系的开端及其发展
第五节 汉族“归化人”对传播中国文化的贡献
早在汉代，中日两国间就存在着广泛而密切的文化交流活动。在两国间的文化交流过程中，移居日本群岛并被日本称作“归化人”的汉族人民，作出了有益的贡献。到两晋时期，由于汉族人民不断进入日本群岛，中日文化交流日益广泛。据现有史料，对汉族“归化人”在中日文化交流中的贡献，概述如下。
一、进入日本群岛的汉族“归化人”，是中国文化和生产技术的直接传播者
秦汉以来以至魏晋，由于天灾、战祸的影响，黄河流域的汉族人民不断地向江南、东北等地区移居。魏晋时期，移居东北地区的汉族人民又进入乐浪和带方二郡。后来乐浪、带方二郡卷入战争游涡，定居那里的部分汉族人民被迫向朝鲜半岛南部的百济和新罗等国家迁徒，有的就直接进入日本群岛。在高句丽和百济分别占有乐浪郡和带方郡后，二郡的汉族居民(包括具有各种工艺技术的工匠、中下级知识分子和官吏等)遂成为这两国的臣民。他们在同当地人混居和共同生活中，成为中国文化的自然传播者。当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之间不断爆发战争时，这些双族居民中的一部分又迁移至日本群岛。
《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等日本早期史书中，叙述来自朝鲜半岛的汉族“归化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这些人常常自称为秦始皇或汉高祖的后裔。例如，弓月君及其所率领的秦人，自称为秦始皇的后裔；阿知使主及其儿子都加使主率领的汉人，自称为汉灵帝的后裔；身狭村主青又自称为吴孙权的后裔；再晚些如司马达止等则自称为南朝司马氏的后裔等等。不能否认，其中包括有秦皇汉武的血统后裔，但更主要的是秦、汉、吴、晋等国号代表他们进入朝鲜半岛和日本的时代或地点。他们在日本定居后，自称其来自朝鲜半岛，不过是表示来日本前的定居地点，并不是表示其族别。特别是定居朝鲜半岛时间很长的汉族人，在
生活上与当地居民混居，在传播汉文化的同时又吸收当地的文化，和半岛的居民共同创造和发展半岛的文化，他们本身就是半岛文化的创造者之一。因此，他们在生活中不可避免地要带有朝鲜半岛居民生活的痕迹。但是，人的生活方式、习惯和特点可以致变，而种族的心理状态、思想感情和意识等，却不是轻易可以
抿灭的。所以，尽管他们在日本群岛定居很久，甚至已成为道地的日本群岛的居民，仍然认为自己是汉族人。
在日本文书中常被提到的汉族“归化人”的代表，有弓月君、东汉直、西文首等人。据《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应神纪所载，大约在四世纪初（注1），弓月君率其部民一百二十县(或一百二十七县)归化日本。这是后来被称作秦氏一族的来源。秦氏一族在日本的活动，主要在农业技术和与农业有关的土木工程方面。养蚕业和制丝业是秦氏一族主要从事的职业之一。我们知道，《三国志》倭人传中的邪马台国已有养蚕及丝织业。但那时的技术低陋，制丝工人在抽丝时，用口含蚕抽丝，产量少，质量低劣，仅能供应少部分人使用。秦氏一族抵日本后，分住于畿内各地，从事养蚕制丝业。从此，日本群岛上的养蚕制丝业顿形发展。到雄略纪时(即倭王武时代，大约在五世纪后半)，由于各地豪族(臣、连)的役使和人身占有，独立从事生产的归化汉人所剩无几，严重影响到养蚕制丝业的发展。因此倭王(雄略王)下令，收集秦氏遗族，共得九十二部一万八千六百人，赐其首领名为酒公。使酒公串其部民养蚕制丝，贡献庸、调。在酒公的督领下，秦氏部
民辛勤劳动，业绩显著，所献绢、帛数量大增，所织绢、帛质优地柔，着肌软滑适意，倭王大喜。据《姓氏录》载，倭王为酬谢酒公之劳，特赐姓波多公（注2）。后人以秦字作为波多的当汉字，写为秦酒公。后来秦酒公在政治上有了地位，成为日本统治者中的一员，又被称作太秦公。
秦氏一族不仅在养蚕制丝业方面成就卓著，而且在农田建设方面也颇有贡献。秦氏一族初至日本时，散居于京都盆地西部的松尾、松室一带，从事京都盆地的农田开拓。秦氏一族在葛野川(今之桂川)附近，即现在的岚山公园一带建设堤堰，开渠灌溉，使旱地水田化（注3）。
岚山，这个美丽的名字，中国人民是不陌生的。在一千五百年以前，汉族血统的归化人为开发岚山一带农田，作出了贡献。在近代的末期，年青的周思来同志为了革命去到日本学习，曾在岚山题诗留念。在现在，日本友人为了中日两国的友谊，在岚山公园建立诗碑，纪念周思来同志。岚山，是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
象征，千古佳话，友谊长存。
日本学者在谈到秦氏一族对开发京都盆地的功绩时指出：
当京都盆地出现在日本历史舞台的五、六世纪时期，大陆来的归化人豪族秦氏一族，开拓了山城之地。他们以洛西的太秦为根据地，不仅把新的农耕技术，也把养蚕和绢织法移植于此。（注4）
秦氏一族不仅在养蚕和农耕方面的业绩显著，在土木工程方面的建树也十分突出。倭王为贮藏秦氏所献的绢、帛，特令秦氏建造八丈大藏于宫侧。名其地日：长谷朝仓宫。（注5）八丈大藏，在当时的候国是一项前所未有的、规模较大的建筑。大藏建成后，秦酒公就成为管理大藏的官吏。秦氏一族在长期的养蚕制丝业、农田水利和土木工程的生产活动中，逐渐蓄积财富，变为具有实力的地方豪族，成为倭王的得力官吏，形成地域集团的首领，并加入倭王高级统治集团，由倭王赐姓为直，成为日本古代重要的氏姓巨族之一。
东汉直的祖先是阿知使主。据《日本书纪》应神纪，阿知使主及其儿子都加使主在应神时代率领十七县部民迁来日本群岛、他们定居于大和高市郡栓隅一带。在《续日本纪》中，关于他们
的出身和来日本前的地点，这样记载：日本延历四年(公元785年)，阿知使主的后裔坂上别田麻吕上表天皇说，“臣等本是后汉灵帝之曾孙，阿智王之后也。汉柞迁魏，阿智王因神牛教，出行带方”。以后又迁至朝鲜半岛南部改姓阿知使主，再迁至日本。坂上别田麻吕最后说，“臣旧居带方，人民男女皆有才艺，近者寓于百济、高丽之间，心怀犹豫，未知去就，伏愿天恩。遣使召之。”（注6）倭王准奏，遣使去朝鲜半岛召其族人前来日本。据此可
知。阿知使主一族原是居住带方郡后移居于高句丽、百济之间的汉族，经先至日本的阿知使主奏明日本天皇，再召至日本的。此后，阿知使主便成为这些晚来的归化汉人的首领。阿知使主的儿子都加使主有三个后代，这三支形成三姓六十三氏，即姓忌寸的五十氏、姓宿称的十氏、姓直的三氏。晚来的七姓汉人的子孙有
十三氏三十个村主。（注7）这些归化汉人的生产活动不同于秦氏。他们主要在手工业方面作出了贡献。他们被称作怀有“才伎(技)”之人。他们具有各种手工业生产知识和技术，为倭王制造甲胃、弓、箭、矛、盾等武器和日用品。这时的日本，在生产和军队中，马匹已广泛使用。马具的金铜装饰具的制造，需要经过金工、铁工、木工、革工、漆工等各道工序。此外还有玻璃制品、错金术和金银细工技术等。归化汉人在传播上述手工业技术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其中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冶铁和锻铁的生产。这些归化汉人中的铁工，把中国生产铁的技术以及朝鲜半岛生产铁的技术，带到日本。他们在这个基础上和倭人共同生产，又创造出日本的冶铁技术，以致后来日本的倭刀成了世界刀剑中的珍品。
阿知使主一族在手工业中的业绩显著，其中一些人逐渐成为倭王政权中的中下级官吏，进而变成“官人豪族”，成为日本古
代社会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终于成为拥有氏姓豪族的东汉直—氏。
西文首氏是另一个归化汉族集团。其中一些人至日本群岛的时间，可能略早于秦氏和东汉直氏。这一族的归化汉人中有不少知识分子，在倭王政府中从事文笔工作。他们承担政府中各种帐簿记录的整理、外事往来文件的起草和翻译等项工作。其中一些人也许就是邪马台国时期从事翻译工作的后裔。倭王政府的外事工作，在当时主要是对中国的外交往来和对朝鲜半岛的外交活动。而这两方面的工作都要使用汉文。因此，汉文字和中国的经典书籍，通过他们的手逐渐介绍到日本，为中国的儒家思想传入日本莫下基础。
据《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应神纪载，百济王命阿知吉师(或阿直歧)去日本，赠送倭王牡马和化马各一匹以及刀、镜等礼物。因阿直歧懂中国的经典，倭王令其教太子茧道稚郎子读中国典籍。一天，倭王问他，是否还有比他更懂中国典籍的人?他回答说：有。王仁比他更懂中国典籍。于是，倭王派使者去百济召聘王仁。王仁应召来至日本，同时携带《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注8）这就是关于王仁的传说。王仁为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作出贡献，后来在传说中逐渐演变成为西文首的首领。（注9）
王仁与乐浪郡的王氏一族有某些渊源。乐浪郡的王氏一族原是山东半岛的巨族大姓，因避战乱迁至乐浪郡，并在那里作过郡，守。其后裔中知识分子很多，担任过历代乐浪郡的各种官职。在公元三一三年乐浪郡灭亡后，其中一部分人移居于百济。王氏的
后裔从百济再迁移至日本，并定居于河内古市郡(今大坂府南河
内郡古市町西琳寺附近)一带，现今的西琳寺，据传即西文首氏的氏寺。因所居之地靠近河道，因而和船运、物资的收藏、管理、搬运等工作发生联系。经过长期的发展，这一族也形成拥有氏姓的地方豪族。为和东汉直归化汉人相区别，且居于大和的西部，遂称为西文首氏。
这样，秦氏、东汉直氏、西文首氏等归化汉人，以其大量的经济活动，逐渐形成地方氏姓大族，进入倭王政府，成为日本统治阶级的组成部分。他们担任一些重要职务，如掌管史部、藏部三藏中的内藏和大藏二个仓库。内藏是贮藏倭王财物和国外贡纳物品的仓库。大藏是管理国内贡纳物品的各官司财物的仓库，在这个基础上逐渐发展成为日本管理国家财政的重要机构，即今天的大藏省。在五世纪后半，苏我氏总榄国家财政大权，是大藏和内藏的总负责者，因此，成为归化汉人的上级，形成紧密的隶属关系。在苏我氏的领导和支持下，归化汉人不仅担任倭王政府的重要官职，而且成为倭王政府外交事务中的骨干力量。在五、六世纪时期，归化汉人一再充当倭王政府的使节，前往晋和南朝各代政府办理外交事务。例如阿知使主父子、身狭村主青、烩隅民使博德、司马达止等，按今天的语言说，都充当过全权大使。他们以其自身的渊博知识和历次外交活动中的经验，影响着苏我氏。苏我氏在倭国新旧势力的斗争中，成为新势力的代表者，应该说是和归化汉人的密切联系有关的。正因为如此，旧势力的代表人物如物部氏等，在反对苏我氏的斗争中，常常把矛头指向归化汉人。他们反对倭王重用身狭村主青、烩隅民使博德等归化汉人，目的是为了反对苏我氏。在这错综复杂的新旧势力斗争中，归化汉人也被卷进去了。受苏我氏的指使，东汉直驹利用担任职务之便，浴伏宫中，在公元五九二年刺死反对苏我氏的崇峻帝。（注10）归化汉人参与这样激烈的矛盾斗争表明，他们中的上层已完全成为日本早期统治阶级的组成部分了。
移居于日本群岛的汉族，不只上述三族。据九世纪初日本天皇政府编纂的《新撰姓氏录》所载，在天皇政府中有一定政治地位的氏中，在京城、山城、大和、摄津、河内、和泉等地区收集起来的归化人系统的氏有三百二十四氏(其中一部分是汉族)，约占日本全部氏的百分之三十。这百分之三十的归化人中虽然不全是汉族，但汉族所占的比例不会小。日本一位史学家说得好：“只要统计一下我们祖先的数字就明白了。可以说我们现代的每一个日本人，都继承着一千数百年前生活着的全部日本人的血液，所以，必须承认，我们不论谁的血液中，都含有百分之十或二十古代归化人的血液。虽然流行着我们的祖先同化了归化人的说法，但并非如此，归化人就是我们的祖先。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不是为了日本人才做的，他们本身就是一个日本人在做工作。”（注11）这话说得很中肯，去到日本群岛的汉族人民，就是作为日本人的一员在自觉地建设着日本，但是，他们在客观上起了促进中日文化交流的作用。
二、倭王政府向中国派出使节请求技术援助
不论从史书记载和地下出土文物中都可以知道，倭国需要中国的各种产品，为此，曾努力保持朝贡的外交方式。到四世纪，由于倭国内部经济的发展和统治者的需求日增，只进口中国的产品已经不能满足需求了。倭国要求吸收制造这些产品的技术人材，以便在国内制造所需产品。汉族归化人的进入日本，满足了部分技术人材的需求。但是，汉族归化人的进入日本是自流的，不能满足各方面人材的需求。因此，倭王政府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各朝代政府请求支援所需的技术工人。
据《古事记》和《日本书纪》雄略纪(公元468年)载，倭王派身狭村主青和栓隅民使博德，去南朝宋国要求支援技工。宋国支援了汉织、吴织、兄援、弟援。《日本书纪》雄略纪载：
十四年(公元470年)正月戊寅，身狭村主青等，共吴国使，将吴所献手末才伎汉织、吴织及衣缝兄援、 弟援等，泊于住吉津。是月为吴客道通矾齿津路，名吴坂。三月命臣连迎吴使，即安置吴入于栓隅野，因名吴原。以衣缝兄援，奉大三轮神，以弟援为双衣缝部也。双织、吴纸、农缝，是飞鸟衣缝部、伊势衣缝之先也。四月甲午朔，天皇欲设吴人，历问群臣日：其共食者谁好乎？群臣曰：根使主可。天皇即命根使主为共合者，遂于石上高拔原，酾吴人。（注11）
从上述引文中可以看出，倭王对于织、缝二工的来日极其重视，不仅把安置吴工的住处命名日吴原，而且组成衣缝部，命弟援掌管之。这一措施促进衣缝工艺的发展，日后飞鸟衣缝部和伊势衣缝部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陈寿在《三国志》倭人传中曾描写侯人衣服是：取布一幅，中穿一洞，贯头其中。看到这种简陋的衣服样式，就可了解倭王所以如此重视织、缝工匠的原因。据雄略纪，倭王武曾大力仿效中国衣着样式，事业未竞，邃然死去。因此在遗沼中有，“朝野衣冠末得鲜丽”的慨叹。文中出现有吴织和汉织二词。一般日本古代史书中都指吴织为中国南朝的工匠，汉织为中国北部的工匠。根据当时候国与中国北朝并未建立外交关系，北朝不可能送工匠于日本。汉织一词的含义，或许是区别中国南朝来日工匠的先后，先来者为汉织， 后来者为吴织；或许是区别来日工匠的身份，从朝鲜半岛自行流入者为汉织，从中国南朝正式聘请者为吴织。
引文中吴国使者一词，颇值得注意。在邪马台国时期，中国政府使节去日本的正式记录，只有二次。白那以后，中国史书中未见派使者赴日的记载。这次身狭村主青代表倭国政府去南朝宋国请求支援工匠，在回国时南朝宋国居然派使者共同送中国工匠去日本。可见南朝宋国对这次支援倭国工匠一事，十分重视。倭王为设宴招待吴使，甚至在朝中郑重地挑选陪客使臣，说明候王也极重视同南朝宋国的交往。可惜的是，《日本书纪》的编纂者只记了这一句，至于吴国使者至日是否还有其他日的，使者是谁，都没有涉及，实为憾事。
倭王除了直接向南朝宋国要求支援工匠外，还通过百济招聘中国的工匠。《日本书纪》雄略纪中有过这种记载。倭王武听新从朝鲜半岛来日的才伎(手工工匠)欢因知利说，原带方郡艺能优秀的汉人工匠，多留住于百济，于是就命他同倭王使节一同去百济招聘。这些工匠应招来日后，倭王建立起各种工匠部，例如：以
高贵为首的陶部、以坚贵为首的鞍部、以斯因罗我为首的画部、以定安那锦为首的锦部、以卯安那为首的翻译部等等。（注12）日本古代史书中，为同以前来日的汉族归化人相区别，把这批从朝鲜半岛招赡的汉族归化人称为新汉人。其中一名叫作安贵公，自称是魏文帝的后裔，曾率四部部民来日。其子辰贵又名龙，善绘画，成为日本著名画师。七世纪中叶，倭馁王赐姓为倭画师(部)，八世纪中叶又按其居住地赐姓为大岗忌寸。（注13）
总之，这一时期去日本的归化汉人，，不论其来自何地，都对日本群岛的技术和文化的发展作出贡献，使日本的雕刻、绘画、织物、刺绣等形成独特风格，为后来的飞鸟文化的形成，奠下深厚的基础。
三、佛教的传人日本和汉族“归化人”的关系
佛教原产生于印度，在中国的汉代，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但是，直到西晋末年，汉族人民信仰佛教者不多。从西晋末年开始的长达二百五十多年的战乱，汉族人民遭受空前浩劫，每个人都受着破产、死亡的威胁，人们精神苦闷。在这种情况下，佛教的神不灭说和因果报应说，给各阶级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寄托精神的场所，所以信仰的人顿形增多。统治价级看到佛教的作用，极力提倡，因而从东晋和南北朝时代起，佛教日益兴盛。随警替良的汉族劳动人民逃商灾难重重的黄河流域，佛教也沿着迁移人群的脚印，通过朝鲜半岛，进入日本群岛。
据日本史书文献记载，关于佛教传入日本的传说有二种。其一，载于《颧岳要记》一书。该书记载，应神三十年(公元296年)，一个自称是汉献帝之后的高万贵者，乘船越海来到日本，定居于近江国志贺郡。高万贵当时已有百余岁，娶应神的第九女为妻。在日本显宗时(公元485—487年)，他在志贺郡的住所草屋前，取田中泥土，塑成一尊高三尺的比丘像，开始宣传佛教。（注14）由于传授佛教有贡献，高万贵被倭王赐姓名为三津百枝，活了四百八十岁。不难看出，这只是一个传说。另一个传说载于《扶桑略记》，据说在公元五二二年，南朝司马氏之后，一个名叫司马达止的人，来到日本群岛，居于大和的高市郡坂田村。他修筑一所草堂，供奉起侯人从来没见过的佛像，每天叩拜。（注15）可是，那时候人仍保持原始信仰，崇拜自然神，不崇拜偶像，对司马达止 的叩拜偶像，殊不可解，只在一旁观看沉思，抱冷漠态度。这虽然仍属一种传说，但司马达止并非虚构人物，以后在佛教的发展中确实起过作用。这两个传说表明，佛教传入日本有一个酝酿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归化汉人起了媒介作用。经过一段酝酿之后，百济王向倭王献佛经、佛像时，倭人才有接受佛教的思想基础。据《日本书纪》钦明纪十三年(公元552年)，百济圣明王遣使臣送金铜释迦像、佛经和宣传佛功德的信给倭王。倭王犹豫不定，下问群臣：西番所献相貌端庄的佛像，未曾见过，可否礼拜?代表旧势力并握有军权的物部氏和中臣氏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倭国一直崇拜天地社稷一百八十神，春夏秋冬四季拜祭，今如信奉外国神，恐招致国神的震怒。代表新兴势力、且受汉族归化人影响的苏我氏表示拥护。他说，西番诸国皆礼拜之，日本岂可不信?倭王见物部氏反对，不敢公然提倡信佛，乃将佛像赐于苏我氏，准许苏我氏信佛。苏我氏将其大和高市郡小恳田的向原宅邱捐出，作为寺院，供奉佛像，早晚参拜，成为日本第一座供佛的寺院。
苏我氏供佛不久，近畿一带突然天花流行，死了许多人。物部氏等上奏倭王，认为这是信奉西番之佛，招致国神震怒的结果。倭王惊恐，下令将佛像抛入江中，拆毁寺院。可是，第二年天花更加猖濒，死人更多。苏我氏对倭王说，这是毁佛的结果。倭王又今苏我氏造佛像建庙宇。不久，苏我马子作了大臣，开始在全国提倡佛教。他命令司马达止到全国各地寻找愿意出家为僧之人。司马达止在播磨找到一个在朝鲜半岛当过和尚的惠便。苏我说命司马达止特其女儿岛出家为尼，作惠便的弟子，起名善信尼。又格另外二个归化汉人的女儿丰(名禅藏尼)和石(名惠善尼)，作为善信尼的伴侣，同住于苏我马子的石川精舍寺，叩拜礼佛。由此可知，日本的佛教发展，从其传入到第一代和尚，都和归化汉人有密切联系。后来，物部氏又借天花流行之机毁佛，酿成新旧两派势力的决斗。在内战中，苏我氏消灭物部氏新兴势力取胜。从此，佛教在日本站稳脚跟，开始顺利发展。
四、汉字传人日本与B本文字的关系
汉字在何时传入日本，现已无从考察，但日本人使用汉字是很早的。《三国志》倭人传中曾提到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向魏明帝上表致谢。当时倭人没有文字，倭使赴魏带着归化汉人作译员，因而可知表文是用汉文字写的。由此可以推测，把汉字传到日本群岛的人，是汉族归化人。前已述及，西文首一族归化汉人，在
馁王政府中从事文笔工作，担任外事往来中的文件起草和翻译工作等等。由此可知，侯王武向南朝宋国呈递的那篇用汉字写成的辞藻华丽的著名表文，也是出于归化汉人的手笔。这些说明日本人使用汉字，作为中日两国文化、政治等方面的交流工具，是很早的。同时也表明，汉族归化人在传播汉字中的作用。在日本文字形成之前，汉字一直是日本使用的主要记录文字。甚至日本最早的国史如《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也是用汉文写成的。但是，这只是汉字传入日本后所起作用的一个方面；另方面，汉字的传入，也为日本人创造现在的日文字母，提供了客观条件。过去，我们常听到：中国和日本是“同文同种”的说法。从—表面上看，似乎有道理。两国人民都属于黄种人，都使用同一种汉字。可是认真考察，这“同文”一词不确切。文字是语言的表达工具。中国人民的语言和日本人民的语言，不论在句子结构改文法上，都不属于同一语言系统。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同文”的说法呢?这主要是指日本人民在自己的语言中，借用汉字来表音的问题。由于日本人民接触汉字较早，在自己的语言中借用汉语的单词，来表示一句话的完全意思。这就如同现今汉语中的外来语一样，时间一长，外来语已为全体人民所普遍接受，它就构成汉语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在汉语的句子中不是以外来语的功能，而是以汉语的功能在起作用。汉字在日语中的作用也和这一样，它不是作为汉语，而是作为日语的要素在起作用。正因为如此，汉字的传入日本，就为日文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前面所说的日本人用汉字写文章，是使用汉字的第一步。在使用汉字作汉文的过程中，由于日语结构和汉语结构不同，因此，在汉语结构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混进了日语的结构。而且有些日语的固有名词，汉语也难以完全表达其意义，因而只好用汉字来表音。这个用汉字表音的作法，就是日本文字产生的萌芽。而且，在日本文字萌芽过程中，也还要看到汉族归化人的作用。
试以日本出土文物中，被鉴定为五世纪的刀、剑铭文为例。九州熊本县北部中期古坟江田船山古坟中(在今熊本县玉名各郡菊水町)，出土一把银镶嵌(即错银)铭文的大刀。该刀的年代，大约在倭王珍的时期，即公元四三八年左右。在这个铭文中就出现有不属于汉语单词范畴中的词汇。现将该铭文转引于下：
治天下狡×××卤大王世。奉×典曹人名元×工， 月中，用大釜并四尺适刀，八十练六十招三寸上好×刀。服此刀者长寿，子孙注注得三思也，不失其所统。作刃者名伊大×，书者张安也。（注16）
这个铭文除第一句外，基本上是汉文文法结构，从铭文结尾处明写书者张安可知，他是个归化汉人。但是，铭文第一句的开头处“治天下狡×××卤大王”的词组，却不是汉文结构。这是一个用汉字表示日文字音的词组，是汉字的日本用法。而且归化汉人张安参加了这种用法的创造过程。因而可以说归化汉人对日本文字的创造，是起了作用的。但是，在全铭文七十四字中，只有大王的名字使用了汉字表音，说明这种书写方法刚刚使用，还不普遍。
再晚些，场玉县稻荷山古坟出土的剑铭文，汉字表音的用法就突出了。试看这个铭文：
辛亥年七月中记。乎获居臣上祖，名意富比诡， 其儿多加利足尼，其儿名星巳加利获居，其儿名多加坡次获居，其儿名多沙鬼获居，其儿名半豆比，其儿名加差披余，其儿名乎获居臣。世世为杖刀人首，奉事来至今。获加多支卤大王寺，在斯鬼宫时，吾左治天下，令作此百练利刀记×—．，吾(?)牵事根×也。（注17）
据多数日本史学家的意见，获加多支卤大王，即侯王武，是日本史书中的雄略天皇。获加多支卤五个汉字，是日文的汉字表音。在这一组一百一十六字的铭文中，文法结构虽仍是汉文结构，但通篇词组都是由汉字表音组成的，从整体看，已带有明显的日本文字风格。倭王武的时代，归化汉人写出了地道的汉文表文，与此同时，又在剑铭文中出现了大量的汉字表音词组。从这里清楚地看到汉字在日本应用的两种功能。在这个基础上逐渐向前发展，开始形成日本的文字。
五、中国经典的传入日本
在日本古代史上，一提到中国经典传入日本的问题，总是要联想到王仁这个名字。传说是他，把《论语》和《千字文》带到日本。其实早在这以前，中国的经典已传入日本。王仁在日本教侯王太子茧道稚郎子学习中国的经典，不仅有《论语》，而且包括《诗》、《书》、《易》、《礼》、《春秋》。这些经典传入日本的时间，已经难以考证清楚。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
就是《千字文》肯定不会和王仁所带的《论语》，同时进入日本。因为在传说中王仁献《论语》的应神时代，撰写《千字文》的梁朝周兴嗣尚未诞生人世。《千字文》的传入日本，肯定比《论语》为晚。日本早期的史学家在创造王仁传说时，把二者共同附会到
王仁身上。
六世纪初，侯王从百济招聘去一位懂五经的博士段扬尔，三年之后又为博士汉高安茂所代替。懂五经的博士不断去日本，为日本的统治者讲授五经，说明当时日本统治阶级中大多数都认识汉字、懂汉文，因而对中国的经典产生浓厚的兴趣。他们努力学习中国的经典，从中吸取知识，完备和充实自己的统治制度。可以说中国的五经和《论语》等的传入，在政治上、思想上、道德和风俗上，都对日本产生极大影响。
在政治上，封建意识浓厚的中国经典，促使日本古代统治者逐渐克服氏族公社意识的残余，树立起君臣秩序，为建立统治阶级完备的国家机器，奠定了思想基础。例如，在七、八世纪编纂的《日本书纪》仁德纪中，载有这样一个故事。应神帝死后，已被立为太子的茧道稚郎子，认为自己的德、才不如其兄大鹅朗尊，
因而甘心让帝位于其兄。大饿郎以弟已受父命立为太子，礼让而不肯受帝位。兄弟间互相推让‘使帝位虚空三年，最后太子自杀，大鹅朗尊方始即帝位，这就是仁德帝。宣传这个故事的日本古代文学家，企图说明在学习经典之后，日本统治者懂得了礼让。但是，实际上，这正好说明嫡庶、长幼之分，即是君臣之义的封建
思想，已在日本统治阶级头脑中产生了影响。大鹅朗是长兄，其外戚势力大，太子本身是庶出，尽管有五经莫不通达的学识，也难以与大鹅朗一争雌雄。以自杀让位的背后，潜藏着复杂的势力斗争。
此外，中国封建经典思想对日本社会风俗，也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日本社会当时尚在的诸如姑姨之见的婚嫁的习俗、异母兄妹婚嫁、续母子之间的婚嫁等原始社会族内婚的参与，都逐渐得到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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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有的史学家认为是在五世纪。吉田晶
《日本和朝鲜古代史》，日文本，第369页。
注2：波多是日文的汉字表音，后以秦字作为波多的当汉字．
注3： 吉田晶，《日本和朝鲜古代史》， 日文本，第170页
注4： 原田伴彦，《西阵的历史》， 日文本，第4页。
注5： 饭田武乡，《日本书纪通释》，卷44，第240页。
注6： 《续日本书纪》，卷38，延历4年6月癸酉条。
注7： 吉田品等， 《日本和朝鲜古代史》， 日文本，第162——163页．
注8：《千字文》和《论语》不可能同时传入日本，因为在王仁带《论语》进入日本的时代，《千字文》的作者周兴嗣尚未出生。
注9：关于王仁，日本一些文学家否认有王仁其人，他们认为可能是王智仁或王辰尔的名字演变来的。
注10：比屋根安定， 《日本宗教全文》，日文本，卷2，第47页。
注11：冈晃，《归化人》，转译自中村新二郎，《日本和朝鲜二千年》，日文本，上册，第80页．
注11：《日本书纪》，卷14，雄略14年，正月戊寅条．
注12：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译本，第45页。
注13：迁善之助，《日本文化史》，卷1，日文本，第116页．
注14：比屋根安定， 《日本宗教全文》，卷2，第19页。
注15： 比屋根安定， 《日本宗教全史》，卷2，第20—21页．
注16： 末永雅雄，《古代刀剑的铭文和装饰》，《历史和人物》，
1979年，1月号，第46页．
注17： 《历史和人物》，1979年1月号，第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