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隋唐时期中日关系的发展
第二节 唐日两国的建交
一、唐的建国及其对外关系
统一中国的大隋帝国在场帝时期，由于倍侈和暴政，特别是不断地进行对外扩张战争，耗尽国力。人民在横征暴敛之下，濒于死亡，被迫起而反抗。在大规模人民起义打击下，隋帝国崩溃了。隋国官吏李渊父子乘机起兵，终于取代隋国，于公元六一入年建立唐帝国。
唐建国初期，其政治经济制度基本承袭隋制，只对隋制中的。恶弊作某些改革。隋的均田法和租庸调法，庸初不仅沿袭下来。而且还得到迅速的发展，并出现唐前期的繁荣。据史书记载，开元末年西京、东都米价一石不到二百钱，布帛价格也相当低廉。这种持续稳定的发展。保持近百年，社会各个方面都呈现出超过以
前历代的繁荣景象。
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手工业也有相应的发展。官营手工业产品供应皇帝和国家所需，各厂的工匠，在当时各个行业中，都是技艺最精湛者。私营手工业的发展也超过以前各代，如纺织品、手工艺品、瓷器等在技术和工艺方面都有发展。造船业尤其发达，航海大船在当时世界各国是望尘莫及的。波斯湾风浪险恶，只有中国船可以通行无阻，外国货都搭装中国船。唐时国内外贸易都．很发展，广州主要同南洋和波斯湾各国进行贸易。福建的泉州已成为对外通商的港埠，外国商人随意进出，后期日本商人曾到此—处进行贸易。（注1）扬州是国内一个较大的商业中心，大食、波斯等外国商人也来此地贸易。唐朝高度发展的手工业产品和技术，通过贸早渠道传播到国外，对海外各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唐初的对外政策，是在太宗李世民“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下实现的。因此，唐与周围各国有一个暂短的安定时期。在唐的经济迅速发展，军事实力日渐增强的形势下，其对外关系：出现下述三种情况。首先，唐对西、北部的少数民族如突厥等，实行军事保边，制止入侵或掳掠政策。其次，对东北方的高丽等
国，进行扩张战争。与此同时，对建有外交关系的新罗派出援军，支持其其反对外国入侵的战争。在支援新罗反对外国入侵的战争中，唐与倭国(不久以后改称日本)发生历史上中日之间的第一次战争：第三，对距离较远的国家如天丝、大食等国，实行一般的文化、经济交流政策。繁荣强大的唐帝国的蓬勃发展。吸引了正经历改革的倭王政权。这个政权的执政者，从自唐归国的留学生处了解到唐的政治经济制度，对今后的改革极为有益，因而主动派出使节赴唐建交。
二、日本的大化改革与唐的影响
推古帝三十年(公元622年)，厩户太子病逝，（注2）苏我马子废摄政职，独揽大权。推古三十一年(公元623年)，留学僧惠齐、惠光、惠日、福因(留学生)等，乘新罗使者船自唐回国，向政府建议：留学于唐朝的学生学业皆有成就，应召回国供职。唐朝乃法制完备值得重视的国家，需要与之建立外交联系。（注3）但掌权的苏我马子正与反对势力争权，（注4）无暇考虑与唐建交问题。推古三十四年(公元626年)，苏我马子死，其子虾夷承袭父职，
跋扈尤胜乃父。推古三十六年(公元628年)，倭王推古帝死，虾夷矫诏挟立舒明帝(公元629年)，于是朝政尽归。苏我氏挟持王权，在斗争中占了优势，反对派或被镇压或被排除于政权之外。这时，苏我虾夷才把注意力从国内转向邻国唐朝。虾夷和其父马子一样，对中国文化深感兴趣，决定采纳留唐归国僧人和学生在几年以前提出的建议，于舒明二年(公元630年)派出第一次遗唐使(事见下节)，试图与唐建立外交关系。
遣唐使在唐作了考察，于舒明四年(公元632年)回国，
留唐学习的僧人灵云、雯等亦同船回国。他们向政府及有关人士对唐朝情况作了介绍。繁荣强大的唐朝立即吸引了苏我氏和潜在的反对派。他们双方都感到应向唐朝学习有关的政治经济制度和佛学，但反对派从学习中看到推翻苏我氏的前景。以中臣镰足为首的反对派认为，仿效唐的专制制度是解决苏我氏专权、加强王权的极好途径。苏我虾夷之子苏我入鹿接替父职不久，杀害素孚众望的山背大兄王(厩户太子之子)，加速反对派推翻苏我氏的决心。恰在此时，留唐学问僧南渊请安和学生高向玄理等回国。中臣嫌足与王族中大兄皇子乃“手把黄卷，自学周孔之教于南渊先生所”，（注5）联系留唐归国之人，以壮大反对派力量。留唐归国僧人和学生，以其所学参与推翻苏我氏和进行改革密谋。在这期间，反对派比较系统地研究儒家思想中关于国家和王权的理论，初步了解唐的政治制度和律令制度。他们感到，采用唐的土地制度，不仅可以制止如苏我氏等大家族的任意侵吞土地恶弊，而且王权将会得到加强。学习增强了行动的决心，密谋在周密地进行着。
公元六四五年六月，反对派乘外国使节入晋侯王，苏我入鹿出席朝勤仪式之机，设计杀死入鹿。其父苏我虾夷得知政变消息，感到大事已去，于本宅自焚。与此同时，反对派迫使为苏我氏挟立的皇极女帝退位，拥立轻皇子，是为孝德帝。孝德帝即位，立反对派成员之一中大兄皇子为皇太子。反对派得势之后，立即以皇太子为中心，形成一个改革派。留唐归国侣人星和学生高向玄理被任命为国博士，即政治改革顾问。在改
革派完全掌握朝政之后，以孝德帝名义召集群臣，盟誓改革。（注6）
改革的第一个措施，是仿效唐制，建立年号，称孝德帝元年为大化元年(公元645年)。这是日本帝王继位设立年号之始，同时也是大化改革名称的由来。大化改革经过几次反复，历时数十年，方始达到日本古代天皇制的鼎盛时期。
第二，是按照中国儒家思想：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模式，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设立“公土”、“公民”。大化二年(公元646年)正月，颁布废除私领土地和人民的沼书，原为臣、连、伴造所领有的土地和人民，一律收归公有，成为公地与公民。
第三，是仿效唐制，对土地实行班田收授法。实行班田，需要实施户籍法和土地帐法与之配合，以便控制人口和田亩数字。因此，要衡定田地面积。定田长三十步、宽十二步为段，十段为町；男子每人颁田二段，女子为男子的三分之二，这就是所谓口分田。每六年检查一次，死者班田收回，不足者增补。农民在获
得班田的同时，承担相应的赋役义务，即是仿唐制的租、庸、调法。（注7）
第四，仿效唐制建立国家和地方制度。倭王所在地设京师和畿内国，地方设国、郡、里等各级组织。京师设坊、令机构，四坊为一令，其长选境内精明廉直者担任。国司长官由政府选任，以加强倭王政府的控制能力。（注8）
第五，改革派力图按唐制集中王权和整顿中央官制。为此，倭王以唐天子为模特，变成名符其实的全国最高统治者，其他贵族则变成倭王座下的大臣百官，（注9）并命高向玄理和僧雯参照唐制，迅速拟出八省百官机构。（注10）
这些改革不是在短时期内完成的，大约在百余年间，经过多放反复，方始确立起来。而且这些改革从实质上说，是一种政治制度的改革，在生产关系方面亦即阶级对立的内容没有发生变化。
三、日本派出遣唐使与唐建立外交关系
苏我虾夷独榄朝政后，立即着手准备与唐建立外交关系。苏我虾夷委任曾去过隋的犬上御田锹。(即犬上三田铝)和留学僧人药师惠日，为第一次遣唐使的正副大使，并于舒明二年(公元630年)八月启程。中国史书没有记载第一次馁国遣唐使到达唐都长安的时间及其活动情况，只简略记为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十一月倭国遣使献方物。（注11）唐帝李世民对倭国使者的到来，极为欣悦，认为这是“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对外政策的必然结果。因此，他不仅体恤倭国道远，救令所司告诉倭国可以不必—年一贡，而且派出新州刺使高表仁随便使赴日， “持节往抚”。（注12）李世民派出比以前各代赴日使节官职都高的高表仁，去倭国执行他的“抚”字政策，说明他重视与倭建立友好关系。
贞观六年(公元622年)十月四日，高表仁与倭使犬上御田锹同时到达难波津(今大阪)。倭王政府得知唐使回访的信息后，异常重视，立即以大伴连马养组成欢迎团，率船三十二只，悬彩旗，奏鼓乐，在江口欢迎。高表仁在难波津宾馆等待去王都朝见倭王时，与前来迎接的倭王子发生争礼事件。（注13）《日本书纪》有
意回避这次争执，删削不叙，中国史书也末详载争礼之由及其经过。但据中国史书对高表仁“无绥远才”一句评语可知，他一定以大国使者自居，倨傲不恭，视倭国为属国，不肯履行双方平等的
国家接待礼节。由于倭王子坚持以平等之礼相待，傲慢的高表仁愤然拒绝去倭王首都宣读唐太宗给倭王的诏书，表示立即回国。
据《日本书纪》载，高表仁于舒明五年(公元633年)正月二十六日回国，可见争议的时间很久。虽然高表仁因争礼不宣朝命，推迟了唐倭建交的时间，但倭王政府深知与唐保持联系的重要性，因而在高表仁回国时仍派护送使团，送至对马岛。
在苏我氏伏诛之后，大化改革开始，执政的改革派要求与唐建立外交关系的心情更为迫切。但是，自高表仁回国后，不知唐政府对争礼一事的反应，不敢冒然遣使赴唐。大化四年(公元648年)，改革派托新罗赴唐朝贡的使节奉表“通起居”，进行试探，表示愿意通好。唐政府对试探的反应如何，没有明文记载，但从永微四年(公元653年)倭国遣使进贡一事看，大概同样表示愿意通好之意。
倭王政府得到新罗传来唐朝同意通好的信息后，立即于白雏四年(公元653年)五月十二日，派出第二次遣唐使。这时赴唐路线有南北两路。北路为传统航路，安全而费时较久。南路略近，而不安全。改革派为了尽快实现往返，乃冒险试走南路。因此，第二次遣唐使分乘甲乙两船，人员增加一倍为二百四十二人，并派出留唐学生和僧人十三名赴唐学习。乙船走南路，七月驶至萨摩竹岛附近，道风船毁人溺，只五人生还。甲船走北路，大使和留学生等在此船，安全抵唐。改革派给遗唐使的任务是从唐国“多得文书宝物”，（注14）以备大化改革之需。第二次道唐使完成建交任务后，于永徽五年(公元654年)七月回到九州。由于任务完成得很好，大使等人受到倭王政府的嘉奖并提升了宫职。从实现建交和“多得文书”受奖一事，可以看出改革派急于在改革中借鉴唐朝各种政治经济制度的迫切心情。正因为如此，改革派在乙船被毁，甲船末归并担心甲船完不成任务的情况下，派出第三次遣唐使。
第三次遗唐使在白维五年(公元654年)二月启程，距第二次出发时间只有八个月。改革派重要成员高向玄理以“押使”名义，亲自统率任有正副大使的代表团赴唐。以归化汉人后裔、留唐归国学生、深知唐文化的高向玄理充当赴唐代表团的主要负责人一事表明，改革派极度重视这次遗唐使，并决心实现赴唐的目的。中国史书对这次遣唐使的记载，特别标明朝献“大如斗”的琥珀、 “五升器”大小的玛瑙等礼品，也反映出其不同既往。
永徽五年(公元654年)，唐政府在送走第二次遣唐使不久，又接待第三次遣唐使代表团。这次代表团以唐朝各界熟知的高向玄理作为主要负责人，增加了双方友好的气氛。当唐高宗了解到侯国学习唐朝的迫切心情后，尽可能地满足其各种要求，并兴趣盎然地令东宫监门郭丈举，讯问侯国的地理和历代倭王名字，以加深了解。这位优秀的古代倭国政治家、中国人民的朋友高向玄理，在致力于中日两国友谊的岗位上，因劳瘁成疾，于永徽五年(公元654年)底逝于唐。失去押使的第三次遣唐使，在大使河边麻吕的率领下，完成使命后，于齐明元年(公元655年)八月回至本国。
在第三次遣唐使离唐回国时，正值新罗道受百济和高丽的联合进攻，新罗几次派使赴唐求援。唐高宗不愿出兵，乘遣唐使回国之机，给倭王以留书，令其出兵援助新罗。但唐高宗并不了解，当时侯与百济的关系更胜于同新罗的关系，加之，在外交面正在力争与唐建立平等关系的倭国政府，自然不会接受唐高宗的命令、唐高宗未能解新罗之危，而新罗与百济间的战争日趋激烈。唐高宗决心出兵以救新罗。正在这时，倭国第四次遣唐使到达唐都。
没接受唐高宗命令去援助新罗的倭国，似乎不了解唐已决心出兵援助新罗的国际形势。又因正在进行大化改革，对于政治、经济贸易和文化各方面都需要与唐不断面地接触。因此，在齐明五
年(公元659年)七月，派出第四次遣唐使，于同年底抵唐都。
唐高宗虽然接见了倭国代表团，但虑倭使回国将泄露军事机密，遂以“国家来年必有海东之政，汝等侯客不得东归”的理由，（注15）幽禁侯国遣唐使代表团于西京。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八月，唐军援助新罗战败百济后，九月方准倭遣唐使回国。
唐倭间的友好关系，由于两国围绕新罗和百济间的矛盾冲突，终于演变成军事行动，刚建立起来的友好关系，被迫中止。(唐倭战争见下节)第一期遣唐使至此结束。
———————————————————————————————————————————————
注1： 主要是归化日本的唐商人
注2：
厩户太子死后溢号圣德。但始于何年，说法不一。据日本文学者家永三郎考证，以天平胜宝三年(公元751年)《怀风藻》序中，出现的圣德太子一名为最早。见《历史与人物》，1979年，第12期，第33页。
注3： 《日本书纪》，卷22，推古31年条。
注4：
历史学研究会、日本文研究会，《日本历史讲座》，第一卷，第124页，北京编译社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
注5： 《日本书纪》，卷24，皇极8年条。
注6： 《日本书纪》，卷25，孝德大化元年条。
注7： 《日本书纪》，卷25，大化2年正月条。
注8： 《日本书纪》，卷25，大化2年正月条，白雏8年条
注9： 《日本书纪》，卷25，大化2年8月条。
注10：《日本书纪》，卷25，大化6年2月条。
注11： 王钦若： 《册府元龟》，外臣部，卷968，朝贡条．
注12： 刘询：《旧唐书》，东夷倭国传
注13： 刘询：《旧唐书》，东夷倭国传
注14： 《日本书记》，孝德纪，白雏4年、5年条。
注15： 《日本书纪》，卷26，齐明6年7月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