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隋唐时期中日关系的发展
第三节 唐日白江口战役
一、朝鲜半岛三国间的战争形势与唐军的介入
公元六一八年唐建国之后，新罗、百济和高句丽三国先后与唐建立了外交关系。在与唐建交前，新罗和百济间关系紧张，一直互相攻城略池争夺不休。百济为实现分割新罗的企图，曾与高句丽合谋，联合进攻新罗。而新罗则积极向唐朝靠拢，以期得到保护。为此，曾上书太宗，例数百济和高句丽侵伐新罗的罪行，吁请请唐政府出面制止。唐太宗则和中国历代统治者一样，将半岛上独立的三国，视为唐朝的属国。但是，在太宗执政初期，因国力尚未充实，执行“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政策，无力也不愿对三国用兵。所以，他以上国君主的身份，对三国间的战争进行调解。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唐太宗借三国使者赴唐朝朝贡之机，分赠三国国王以玺书，从中擀旋。在给百济王的玺书中说：“朕已对王侄及高句丽、奚落使人俱赦通知，咸许缉睦。王必须往彼前怨，识朕本怀，功笃邻情，即停兵革。”（注1）但对于太宗的调解，百济与高句丽徉称顺命，实际上并未停止攻侵。
在经过贞观之治后，唐朝的国力开始迅速得到增强。唐太宗开始屏弃了昔日“四夷自服”的外交政策，转而采用强硬的对外扩张政策。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乘高句丽国内政变之机，唐太宗亲率十万大军进击。高句丽举国一致奋勇反抗，唐军进展并不顺利。但高句丽的国力因之而大大削弱，从而减轻了对新罗的压力。但百济在唐军进军高句丽期间，并没有停止进攻新罗的军事行动，相反又连夺十数城，从而切断了新罗赴唐的贡道。这时，太宗病逝，唐遂从高句丽撤兵。高宗即位后，接到新罗的急报，并未出兵，而是循太宗旧例，赠百济国王玺书，令其退还所夺新罗城池。此时，正逢倭国使臣来朝，高宗乃赠倭王玉玺书，令其援助新罗。但不了解，倭国与百济关系原本胜于新罗，加之，公元六五三年八月百济与倭国“通好”之后（注2），更形密切。因此，倭国不可能援助新罗。百济见太宗出兵高句丽也不曾有什么实质性成果，因而置高宗玺书于不顾，进而再次联合高句丽出兵新罗，于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再夺新罗三十余城。新罗告急，高宗决意于显庆五年（公元660年），派左卫大将苏定方统水陆军十三万出兵百济，以解新罗之危。
苏定访大军自“城山济海”，进军百济，船帆千里，随流东下。（注3）新罗王命太子法敏率军船百只迎苏定方军于德物岛。苏定方令太子法敏自领新罗军，于七月十日在百济南部与唐军会师，共破百济。新罗武烈王闻讯既率军五万与唐军会师。百济军兵力远远不及唐军新罗联军，一战而溃。苏定方率军进至百济王城，百济义慈王不敢抵抗，开城投降。显庆五年（公元660年）七月，百济为唐军所灭。苏定方留郎将刘仁原等驻守百济王城，自押俘虏回国。
二、鬼室福信乞援与倭军介入
百济即亡，但百济将军武王从子鬼室福信与浮屠道深等人率部死守周留城，誓死抵抗唐军。同时，鬼室福信为迎回以前赴倭国为人质的王子扶余丰回国即王位，谴使去日本，同时向倭国乞师求援，并献上战争中俘虏的唐军百余人（倭王将此百余人安置在美浓国不破、片县二郡）。（注4）
在倭国，正值实行大化改新，实行新政时期，国内矛盾重重。旧豪族勾结古人大兄皇子反对改革，改革派的核心成员如苏我仓山、田石川麻吕被怀疑图谋不轨。以中大兄皇子为首的改革派虽然对敢于反对的人坚决予以镇压，但仍深感地位开始不稳。与此同时，百济的覆灭，对倭国的来说，也是极其重大的损失。如果听任百济亡国，则倭国在朝鲜半岛上的势力，将被全部清除。而且，同时为了转移内部矛盾。于齐明六年（公元660年）十月，下诏允诺出兵援助百济并送王子丰回国。（注5）
齐明七年（公元661年）正月，以倭王亲征的形式，向百济发兵数万。倭王齐明帝随军西征到九州，突然病逝于朝仓宫，太子中大兄回京素服称制，是谓天智帝。齐明帝之死，并没有动摇倭国出兵百济的决心。八月，另派阿云比罗夫等为前将军，阿倍引田比罗夫等为后将军，统帅全军开赴百济。九月，新倭王天智帝派狭井槟榔等率军五千护送王子丰回国，至百济境，鬼室福信等前来迎入周留城，即王位。天智元年（公元662年）正月，倭王支援百济十万矢、五百斤丝、一千斤棉、一千端布、一千张韦、三千斗稻种。（注6）
唐高宗在出兵百济获胜横批，于龙朔元年（公元661年）四月，遣仁雅相、苏定方率军进攻高句丽。高句丽与鬼室福信联合，共同抵抗唐军。鬼室福信率军曾一度围困刘仁原军于百济王城，但遭刘仁轨与新罗军夹击，被迫撤军，遂解围城之危。高句丽惟恐鬼室福信兵败，使本国遭南北夹击，因而也谴使于公元六六二年三月赴倭乞师，敦促倭军迅速开赴战场，与唐军作战。
决心参战的倭王政府，遂命令百济战场的倭军立刻投入战斗。公元六六三年六月，倭前将军上毛野稚子等率军二万七千人进攻新罗，夺取沙鼻歧、奴江二城，使新罗与唐军的联系通道受到威胁。
至此，远东的国际形式，在朝鲜半岛形成南北两个战场。在北方战场，高句丽与唐军基本形成了对峙的局面，由于地形限制的缘故，唐军的进展始终不大。而在南方战场由于倭军的介入，战争形势已经转向倭军和百济军方面了。唐军兵源在南方得不到补充，虽然唐军与新罗的联军的还未遭到败绩，但总体上已经开始居于守势。这是，高宗下令刘仁轨与新罗王磋商，如何增加对高句丽的压力，以打破北方战场的对峙局面。刘仁轨的部下们，也觉得在南方作战不见得有利，也想北上与本国军队夹击高句丽，然后再徐图南方的倭军。而精通谋略的刘仁轨已看出，百济的栋梁大将鬼室福信功高震主，扶余丰必不能见容，百济国不日即有内讧，宜静观其变。若鬼室福信一死，百济必不堪一击，斯时趁机灭之，再挥师北上，可奏全功。而相反，若此时北上，使百济得以喘息，后果不堪设想。是故，其主张坚守不动。（注7）果然，时隔不久，百济王果然治鬼室福信以谋反之罪，杀之。百济国人心思动，其战力受到极大程度的削弱。
三，白江口唐倭军海战
公元六六三年八月初，倭国援军将至，百济王丰率部分军队自周留城赴白江口（今锦江口）迎接。周留城则有百济王子及倭军联合守卫。这时，唐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率七千援军赶至，与刘仁轨会师。刘仁轨在得到孙仁师部的援军后，立刻分兵两路进攻周留城。刘仁原、孙仁师以及新罗王金法敏统帅陆军，从陆路进攻周留城。刘仁轨、杜爽率领唐水军和新罗海军从熊津入白江口，朔江而上夹击周留城。八月十三日，刘仁原所部进逼周留城外围。而百济则因鬼室福信之死，士气极其低落，尽管有倭军相助，但还是难以抵抗唐军的进攻。周留城周围的城池，逐一被唐军攻克，百济守军相续投降。但是，周留城外的任存城，该城地势险要，又为周留之扼口，将军克死用兵，唐军围攻三旬依旧不曾攻克。周留城故得以保全。
在刘仁原率军向周留城进军的同时，刘仁轨率唐和新罗海军驶向白江口，企图朔江北上进逼该城。当刘仁轨所率海军驶抵白江口时，与先期前来的倭国海军相遇。“倭船千艘，停在白沙，百济精骑，岸上守船”（注8）刘仁轨立刻下令布阵，百七十艘战船按命令列出战斗队形，严阵以待。公元六六三年八月二十七日上午，倭军战船首先开战，冲向唐军。由于唐军船高舰坚利于攻守，倭军船小不利于攻坚，双方战船一接触，倭军立刻处于劣势。倭军指挥慌忙下令战船撤回本队，其指挥互相计议说：“我等争先，彼当后退。”（注9）遂各领一队战船，争先恐后毫无次序地冲向早已列成阵势的唐海军。唐军统帅见倭军军旅不整，蜂拥而至，便指挥船队变换阵形，分为左右两队，将倭军围在阵中。倭军被围，舰只相互碰撞无法回旋，士兵大乱。倭军指挥朴市田来津虽“仰天而誓，切齿而衅”，奋勇击杀，直至战死，但亦无力挽回战局。不过片刻之见，倭军战败，落水而死者不计其数。中国史书记载：唐军与倭军海战，”四战皆克，焚四百船，海水为丹”（注10）百济王先在岸上守卫，见倭军失利，乘乱军之际，遂逃亡高句丽。
倭海军战败的消息传到周留城，九月七日守城的百济王子余忠、胜忠等率守军投降。倭国陆军忙自周留城及其他地区撤离，百济境内倭军集结于以礼城，于九月十九日撤回本国。
四、战后唐倭间的外交关系
唐倭海军白江口之战，结束了新罗与百济间的长期纠纷，同时使倭国受到严重打击。倭国失败的直接后果是，停止了对朝鲜半岛的扩张，大约在千余年之内，未曾向朝鲜半岛用兵。另一方面，唐灭百济，五年之后灭亡高句丽，与唐友好的新罗强大起来，逐渐统一半岛。倭国面对这种形势，为了自身安全，自撤军之后
—立即着手增强本国的防务。
自天智三年(公元664年)开始，到天智朝结束，连年按批修筑各种防卫设施。首先，在对马、壹歧和筑紫国设置烽火和派出驻守要地的防戍部队。其次，在筑紫修建大水堤，中储以水，名曰水城，（注11）利于小船行驶，防止大船靠岸。其三，在对马、北九州、长门、赞吉的屋岛、河内的高安修建城堡，形成三道防线。（注12）如果对马、壹歧和北九州失守，后面还有城堡拒敌。为了统率西部各地防务，加强了大宰府的地位，专一负责防御事务，以后因军务不多，逐渐变成办理同海西各国外交事务的部门。
正当倭国政府积极整顿防务、严防新罗与唐朝进犯的时候，唐军驻百济的统帅刘仁愿，命朝散大夫郭务棕赴倭访问。（注13）郭务棕于麟德元年(公元664年)五月十七日携碟书和礼物到达九州。正在修建防御工程的倭王政府突然得知郭务棕来访，惊疑不止。由于摸不清郭务棕来访的目的，因而既不愿其进京，又不敢驱其出境。郭务棕在北九州逗留至十月一日不走，倭王政府不安之情益重。内大臣中臣嫌足想出一计，命和尚智祥出面宴请郭务棕。在宴会上智样虽末明下逐客令，但转交倭王赠赐的礼品已经表明，敦促郭务棕尽速回国。可是，郭务棕竟毫无动身之意。至今二月十二日，郭务棕方从北九州回百济刘仁愿驻地。
郭务棕以唐驻百济军事统帅刘仁愿的代表身份访倭，其目的中国史书、日本史书、新罗史书等皆末涉及，而郭务棕呈交倭政府的碟书，亦未保存下来，所以无法弄清。但是，从当时朝鲜半岛的形势看，唐军正在北方与高句丽进行战争，刘仁愿驻百济军队不多，而倭国正在修整防务，唐朝似乎疑虑倭国的动态，惧怕倭军再次介入，有碍于高句丽的军事行动。因此，由刘仁愿派郭务棕赴侯，明为修好，实为监视侯国行动。所以郭务棕才在北九州一住七个月不走。
麟德二年(公元665年)，唐政府遗朝散大夫沂州司马上柱国刘德高、驻百济将军郭务棕以下二百五十四人，于七月二十八日至对马，九月二十日至筑紫。刘德高等于九月二十二日向倭王政府虽文要求进京。倭王政府用前一年对待郭务棕的办法，对待唐政府的代表，只令其住在北九州。侯王政府可能从刘德高所呈
表文中，了解唐使赴倭的真正意图在于窥视倭国的动态，所以，在十月十一日，于苑道(宇治)进行军事演习，（注14）有意向刘德高等示威。不过倭王政府不愿使双方关系再度恶化，因而于示威之后，在十一月十三日派使臣去九州宴请刘德高，十二月十四日又赠赐礼物，不久刘德高回国。倭王政府为表示友好，特命小锦下守君大石等组成护送唐使代表团，护送刘德高等回唐。在唐倭战争之后，这是双方国家一线的代表团第一次往返。
与刘德高赴倭的同时，八月唐驻百济统帅刘仁愿、刘仁轨主持了新罗与百济的酞血盟誓，共誓永不相扰。参与盟誓者尚有耽罗国和倭国的代表。盟誓后，刘仁轨率领四国使节浮海回唐，参加次年乾封元年(公元666年)正月高宗封泰山之会。（注15）倭国送刘德高代表团与参加封泰山的代表团，在唐进行了各种考察，直到天智六年(公元667年)十一月九日，方始回国。倭国代表团回国途经百济，刘仁愿派熊津都督府上校国司马法聪等护送至九州大宰府，然后回国。司马法聪回百济驻地时，倭国政府又派伊吉博德组成护送团，送至百济。双方使团送往迎来，表面上相互友好，暗地里却互相警惕。
公元六六九年九月，李勋所率唐军终于灭亡高句丽。倭国天智帝得知高句丽亡国的消息，疑虑更甚。但为保持当前的友好关系，特派河内鲸为使，赴唐祝贺。（注16）同年，刘仁愿遣郭务棕率二—千人至侯国，不久即回。咸亨二年(公元671年)正月，刘仁愿再遣李守真去日本，（注17）七月始回百济。
天智十年(公元盯1年)十一月十日，对马国司遣人至大宰府报告：留唐和尚道久等四人随唐使船回国。由郭务棕率六百人—送唐使沙宅孙登等一千四百人，共计二千人，分乘四十七只船停泊比智岛。因船多人众，怕引起对马岛海防军队的误解，特遣道久等至岛报告唐使来日访问。大宰府按以往例，允其船开进筑紫国。这是唐政府使节在战争以后的第二次访日。十二月，天智帝逝世。公元六七二年一月，日本政府派使臣至筑紫送讣告于唐使沙宅孙登等。唐使及郭务棕等农丧服致哀。同年五月日本新王赐唐使等礼物，月末方始回国。（注18）
综上所述，自白江口战后，唐日双方使节往返频繁。 (唐政府派使赴日二次，百济驻军刘仁愿派使赴日四次。日政府派使至庸三次，至百济一次。)十年间双方使团往返十次。但是，双方的关系并末因之而密切起来。这主要因为在战争之后，双方各怀疑虑，但又不愿使关系进一步恶化，故此使其维持在一般的水平上。但这种并不密切的关系，在日本天武天皇即位之后，即告终止。
注1：《日本书纪》，卷26，齐明5年7月条
注2：金富拭，《三国史记》，卷27，百济记，武王28年8月条
注3：金富拭，《三国史记》，卷28，百济记，义慈王11年、13年条
注4：欧阳修，《新唐书》，东夷传，百济条
注5：《日本书纪》，卷26，齐明6年10月条
注6：《日本书纪》，卷26，天智元年正月条
注7：金富拭，《三国史记》，新罗记，刘仁轨传
注8：《日本书纪》，卷27，天智2年8月条
注9：《日本书纪》，卷27，天智2年8月条
注10：欧阳修，《新唐书》，刘仁轨传
注11：《日本书纪》，卷27，天智3年条。
注12：《日本书纪》，卷27，天智4年8月、6年11月、8年12月条。
注13：刘仁愿驻百济事：《旧唐书》刘仁轨传，“沼留仁轨勒兵镇守”。《新唐书》百济传，“仁愿等还”。金富拭：《三国史记》百济记，卷6，也记为刘仁轨，似应为刘仁轨驻守百济。但《三国史记》新罗记，卷6，为刘仁愿．后来唐伐高句丽时，又记为高宗命刘仁愿领兵进击平壤．在公元665年8月，刘仁愿为新罗、百济、耽罗、倭国四周主盟。盟誓后，刘仁轨即率四国使者赴唐高宗乾封元年(666年)1月封泰山之会。《日本书纪》，卷27，亦记为刘仁愿。这里暂以刘仁愿为驻百济的唐军统帅．
注14：《日本书纪》，卷27，天智4年10月条
注15： 金富拭： 《三国史记》，新罗记，文武王5年条。
注16： 欧阳修： 《新唐书》， 日本传。
注17： 倭国在公元670年以后，改称月本．
注18：《日本书纪》，卷27，天智10年11月条9卷28，天武元年1月、6月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