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隋唐时期中日关系的发展
第四节 唐日外交关系的发展
公元六七一年日本天智帝死，十二月大友皇子即位。第二年六月，爆发展惊朝野的壬申之乱。刚即位六个月的日本国王，被出家侍佛的大海人皇子以武力推翻。公元六七三年二月，大海人里子即王位，是谓天武帝。天武帝在夺取王位之前，与改革派处于对立地位，夺取王位之后，开始镇压改革派。改革派中重要人物如中臣氏、苏我氏等或被杀或被流放，改革派集团基本上被搞垮。天武帝在大体上肃清施政中的阻力后，实行一些迎合保守势力的政策；取消改革派推行的某些改革措施，自行中断与唐建立的外交关系等等。但是，天武帝在加强王权和王族地位方面，尽了最大的努力。天武帝决心仿照唐天子模式树立日本王室的尊严，因而所有辅政大臣只从皇族中选任，以前各大家族在政府中占据的要职，全行剥夺。他在位十四年间没有任命一个外姓大臣，一切政令全由他自己亲署。政权如此地集中到日本国王一人身 上，是日本以往历代王所未曾有过的。因此，天武帝的统治时期，被后人称作以天皇为中心的政治制度达于顶点的时代。
天武帝为巩固已取得的成果，着手编纂帝纪、制定朝廷典仪，使帝室权威制度化。与天武帝的行动相呼应，在宫廷贵族中王权神授、视王为神的思想，(注1）逐渐产生了。后来在《万叶集》中，就被称颂为“治国安民的圣上，神皇的御子”。（注2）恰在此时，唐朝为尊武后为天后，乃尊高宗为天皇。（注3）天武帝引进天皇这一名称以尊称日本国王。从此以后，日本国王始称作天皇。天武天皇为使王权集中于天皇，从反对改革变成仿唐制改革的积极推行者。他按唐制改革中央官制、地方制度、军队制度、律令制度等等。可以说，是历代天皇中推行唐朝法制最积极的一位天皇。此外，据中国史书和朝鲜史书，倭国更名为日本，大体上也在天武天皇时期。（注4）
从天武天皇至持统天皇时期，日本的律令制度已初具规模。公元六九七年文武天皇即位。为巩固和完善律令制度，文武天皇决心改变天武天皇中断与唐朝外交关系的措施，考虑派出遣唐使的问题。
一、第二期遣唐使的派遣
文武天皇大宝元年(公元701年)正月，日本朝廷正式派出第二期第一次遗唐使。为了表示郑重和友好，在大使之上特委派 粟田真人为执节使，统率遣唐使代表团。大宝二年(公元702年)六月，遣唐使代表团从南路驶抵唐朝，至楚州盐城县上岸。
这时，唐高宗已死，武后称制，改国号为周。在日本遣唐使代表团登岸后，唐守边官吏讯问‘’“何处使人?”回答说： “日本国使”同时反向说：“此是何州界?”守边官吏回答说“是大周楚州盐城县界。”遣唐使代表团问： “先是大唐，今称大周，国号缘何改称？”守边吏回答说： “永淳二年(公元683年)；天皇太帝崩，皇太后登位，称号圣神皇帝，国号大周。”（注5）
从这问答中可知，日本尚不知武后称帝以后的唐朝政治状况。武后得知日本遣唐使代表团到达长安后，在麟德殿设宴招待。粟田执节使头带进德冠，身穿紫袍帛带，懂汉学能属文，进止有容，朝见武后，献上方物。（注6）武后甚为欣悦，授粟田以“司膳卿”职。粟田真人在唐学习二年，于武后长安四年(公元704年)始回国，七月抵日本。
粟田真人所率遣唐使赴唐的主要目的，中日史书都未涉及。但是，从代表团在唐学习二年方始回国，而且在回国时代表团成员中有一部分留下来继续学习的情况可知，（注7）其目的在于考察唐的政治经济制度，以便进一步完善日本正在推行的律令制度。粟由真人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受到文武天皇的褒奖，授正四位下，大倭国田二十町、谷一千斗。
自此以后，日本部隔一段时间即派遣一次遣唐使，唐日间的外交关系和文化交流也日益密切。第二次遣唐使在唐玄宗开元五年(公元717年)入唐，（注8）第三次在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入
唐。这次遣唐使在回国途中遭遇风暴，第四船被浪击沉，第一船大使多治比广成和留学生和僧、吉备真备、玄明、大和长冈等漂至越州上岸，不久回国。第二船漂至南海，只副使中臣名代回至长安。玄宗甚为悯惜，将要遣送回国，又得广州报告，第三船漂至林邑国，人员或死或被土人所杀，只判宫平郡(群)广成生还，尚未至长安。玄宗闻知，立即下沼林邑国王，不得伤害日本使者，并命远相张九龄作国书，将上述情况告诉日本天皇。（注9）唐
代中日两国交往频繁，只有这次国书保留下来。中臣名代于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八月回至日本京城，将玄宗国书呈交天皇，并引见三名同至日本的唐人。天皇赐予礼品、厚待之。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平郡(群)始回日本。
第四次遗唐使在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至唐，其公开目的是要求唐支援修建大佛的金粉材料，实际上暗接鉴真和尚入日。大使藤原清河唐诗、汉文皆有造诣，趋揖不俗。玄宗甚惜其才，特命画师绘遣唐使一行人等画像，收藏于善藏。又命日人仕于唐的阿倍仲麻吕为响导，引藤原等参观府库及三教殿，招待优涅。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元旦，各国百官朝贺，鸿炉卿引新罗使节站于东班第一位，居大食国之上。引日本国使节站于西班第二位，居吐藩之下。对此，日本使节提出意见说，新罗朝贡日本，今位序反在日本之上，于义不合。（注10）主持仪式的吴怀实，见副使古麻吕等不肯就位，乃引新罗与日本易位，争议方息。藤原清河等遣唐使团在唐的活动，给唐玄宗留下深刻印象。在遗唐使回国时，玄宗破例，赐诗志兴：
日下非殊俗，天中嘉会朝。念余怀义远，衿尔畏途遥。涨海宽秋月，归帆驶夕飚。因惊彼君子，王化远昭昭。（注11）
玄宗赋诗送别，又命鸿炉卿蒋挑婉送遣唐使团至扬州，供应回国途中所需一切物品，极尽友好之谊。在开元四年(公元717年)赴唐留学的阿倍仲麻吕，再次上书玄宗，请求随藤原清河大使一道回国。玄宗甚爱阿倍仲麻吕的才能，不愿放归，但念其亲老无人奉养，始允其所请，并任命他为护送使，与遗唐使同等身份回国，以示荣耀。
藤原清河大使与阿倍仲麻吕护送使途经扬州回国。在此前藤原早已派人去扬州与五次渡海去日未遂的鉴真和尚取得联系。藤原大使一行到达扬州，鉴真即整装率领随从弟子随遗唐使代表团赴日。有志者事竞成，鉴真终于在第六次实现了去日本宣扬佛法的宏愿。
藤原大使代表团一行分乘四船，于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十一月启锚，船行至冲绳附近，遭遇风暴。藤原与阿倍所乘之第一船，被风暴吹至中国南海擐州(即安商)。全船百余人只藤原与阿倍等十余人得免于难。其余第二(鉴真所乘之船)、第三、第四船，经过艰苦努力先后回到日本。
二、唐日两国的人才交流
自恢复外交关系以来，唐日双方的友好往来日益密切，不仅进行文化交流，而且进行人才交流。最显著的例子是阿倍仲麻吕等的仕于唐朝，鉴真和尚等人的赴日，为日本佛教的发展和其他方面贡献了力量。
阿倍仲麻吕的父亲名叫阿倍船守，任中务大辅，是一个中级官吏。阿倍仲麻吕少年好学，在十九岁时被选为留唐学生，并于开元五年(公元717年)十月一日到达长安。阿倍仲麻吕在长安 进入太学，学习勤奋，成绩优秀，大约在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以前，已完成规定的“国士学”学业。这时，阿倍改用中国姓名，以晁衡(又写作朝衡)的名字参加唐的科举考试。考试成绩，优异，考取了进士。日本人在中国学习，通过科举途径取得官职，晁衡是第一位。晁衡初任司经局校书，在左春坊为太子李涣伴读。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玄宗任命他为左拾遗，不久迁升为左补厥。这个职位可以经常接触玄宗皇帝，由于晁衡的诗文很好，又擅长歌咏，深受玄宗赏识。玄宗时代，是唐朝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鼎盛时期。当时的名诗人如王维、储光义、李白、赵哗、包估等云集长安。晁衡与之交游，受其熏陶，诗歌的造诣愈益深厚。
被称为诗仙的唐代大诗人李白与晁衡相友善。在李白的诗中反映了他们之间的友谊。在《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诗中，李白写道： “身着日本裘，昂藏出风尘”。在这一句下，李白作注说，魏万的袭是朝(晁)衡所赠，用日本布做的。（注12）这条注，说明了晁衡与魏万、李白间的深厚友谊。
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第三次遣唐使来唐时，挽留在唐已近二十年，因以亲老为由，上奏玄宗请求回国，玄宗不准。晁衡曾赋诗表示思亲之意。其诗如下：
慕义名空在，俞忠孝不全。报恩无有日，归国定何年。（注13）
不久，晁衡升任仪王友职(从五品下)，在藤原清河遣唐大使赴唐时，迁升卫尉少卿(从四品上)。这时，晁衡仕唐三十六年，已五十五岁。晁衡再次上表请归，玄宗不忍再挽留，特命以护送使身份回国。为表彰他在唐工作的功绩，特进升一级，任秘书省的秘书监兼卫尉寺的卫尉卿(从三品)。
当时在长安的朋友得知晁衡回国的消息，前来辞行。著名诗人尚书右亟王维在送别宴会上，写序赋诗留念。其序长达六百余字，是晃衡在唐三十余年的小传。其诗如下：（注13）
送秘书晃监还日本国并序
积水不可极，安知沧海东。九州何处远，万里若乘空。向国惟看日，归帆但信风。
整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
晃衡在唐工作、生活三十六年，中国已成为他的第二故乡。在离开的前夕，对友人、对长安，留恋之情依依难合。晁衡亦即席赋诗作答，并解下多年随身宝剑，赠友人留念。其诗如下：（注14）
衔命使本国
衔名将辞国，非才添侍臣。天中恋明主，海外忆慈亲。伏奏违金阅，骄验去玉津。
蓬莱乡路远，若木故园邻。西望怀思日，东归感义辰。平生一宝剑，留赠结交人。
晁衡为将自己平生所学，贡献给日本人民，毅然辞别生活条件优越，文化繁荣的长安，东归父母的家乡。晁衡起程之后，还有一些友人赶到遣唐使船停泊港口苏州黄泅浦送行。遣唐使代表团定于十一月十六日启锚，在十五日明月之夜，晁衡与友人在船头话别。晁衡仰望明月，动了思乡之念，不觉用日文咏和歌“望月”一首。但是，送别的友人不通日文，晁衡把它译成唐诗，友人听后
悉皆感叹：（注15）
翘首望长天，神驰奈良边。三奖山顶上，想又皓月圆。
阿倍仲麻吕的唐诗、和歌造诣具佳，惜其作品只传留下来这一首。这首胜炙人口的和歌，在中日两国人民中广为流传。
阿倍仲麻吕的回国行程不顺利，在遣唐使船航行至冲绳附近，突遭风暴。其余三船经过几天几夜与风暴搏斗后，终于到达日本国土。而阿倍仲麻吕与藤原清河所乘之第一船，被风吹至中国南海的擐州，即安南。全船百亲人，只藤原与阿倍等十余人生还。阿倍仲麻吕等在安南上岸的消息尚未传至长安之前，乘第二、三、四船回到日本的遣唐使团人员，认为第一船已经遇难，并将遇难恶耗传至长安。晁衡在长安的友人甚为悲痛。晁衡回国时，李白不在长安；未能为他辞行。当李白得知晁衡遇难消息时，不胜悲痛，写下一首感人至深的诗篇：（注16）
哭晃卿衡
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潦蓬壶。明月不归沈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李白因永王李磷事件系狱，后虽得释，但又流放夜郎，旋赦归，徘徊于江夏、金陵之间，不久死去。晁衡回长安后，只看到李白的悼诗，未能再见其人。
阿倍仲麻吕与藤原清河从安南展转回至长安时，已是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六月。不久安禄山叛乱，阿倍与藤原随玄宗至蜀避难。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底始回长安。肃宗对阿倍仲麻吕的才能也很赏识，于上元年间(公元760—761年)任命为左散骑常侍(从三品)。这时，安南生蛮侵得化、龙武境，肃宗命晁衡去解决。晁衡赴安南，任镇南都护，代宗永泰二年(公元766年)，升任安南节度使(正三品)。任满回至长安，三年后，于大历五年(公元770年)一月，阿倍仲麻吕卒于长安，享年七十有三岁。代宗为表彰其功，追赠潞州大都督(从二品)。后来日本仁明天皇承和三年(公元836年)，追赠阿倍仲麻吕为正二品。
鉴真俗姓淳于，原籍江阳县。江阳距当时的商业、政治和佛教中心扬州不远。鉴真十四岁去扬州大云寺出家为僧。神龙元年(公元705年)，鉴真去光州，就名僧道岸受菩萨戒，道岸给起名叫鉴真。要想成为僧俗各界重视的名僧，在受完菩萨戒之后，还必须受具足戒。为此，鉴真于景龙二年(公元708年)，去长安实际寺，就弘景禅师受具足戒。鉴真在受完具足戒后，又云游各地名刹，从戒律名僧学习“南山钞”(四分律行事钞)、“四分律疏”(法硕和义威的)等律宗精义。开元初，鉴真开始宣讲“四分律疏”，至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南方律宗名僧义威死后，鉴真便成为南方戒律的权威，受到佛俗各界的尊敬，尊仰为受戒大师。先后经他受戒的僧人四万余名，其中著名僧人有彦祥、道金、瑶光、希瑜、法进、乾印等多人。他们都精通律学，与鉴真共同研究法相、天台、律、三论、等佛学精义。鉴真在研究佛学之余，对寺院建筑艺术及其设计十分留意。在唐代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洛阳和长安云游时，对著名古寺的建筑格局进行过研究，甚至亲自参加过八十余所寺庙的建筑工程设计。
鉴真学识渊博，知识面广，他不仅在佛寺建筑方面有研究，而且对医药学的造诣颇深。他幼年在扬州大云寺时，就接触过医药知识。以后在长安时期，鉴真曾向当时著名知医律师道宣学过医药之学。当他回扬州后，曾亲自制药救济贫病。这些都成为他在日本做出卓越贡献的基础。
就在鉴真从幼僧成长为南方佛俗各界尊仰为受戒大师的时期，日本的佛教已得到广泛的发展。但是僧尼品质良萎不齐，某些僧宫、僧纲，同样品行不端，风纪废弛。因此日本朝廷及僧界名人，产生招聘唐朝名僧到日本传授戒律、整顿风纪、严密取得僧籍制度等想法。天平五年(公元733年)朝廷组织第三次遣唐使时，元兴寺主持隆尊呈请朝廷允许派僧去唐，招聘懂三师七证受戒制度的高僧来日本传授戒律。朝廷立即同意，委托留学僧奈良兴福寺的荣叙、大安寺的普照负责招聘事宜。荣叙、普照二僧在洛阳福先寺受具足戒，并聘请该寺道瑶律师赴日传授戒律。道瑶于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至日，传授华严宗。但他只能讲授律藏，而不能登坛受戒。因此，荣叙等僧人始去扬州聘请鉴真。
荣叙在扬州大明寺见到正在讲授律戒的鉴真，顶礼之后申述来意说：
“佛法东流至于本国，虽有其教无人传授。幸愿和上东游兴化。”（注17）鉴真甚为感动并说：昔日本长屋王子曾布施我国僧衣，在袈裟衣襟边上绣有“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的幅语。可见日本是佛法兴隆有缘之国。鉴真问诸弟子有否愿去日本者，诸弟子强调海路艰险，无人敢应。鉴真思考之后说：
“是为法事也，何惜身命?诸人不去，我即去耳。”（注18）彦样等二十一名弟子在鉴真献身精神的感召下，志愿随师东去日本。
天宝元年(公元f42年)，鉴真秘密准备赴日，僧人如海泄密，官
府出面干涉，第一次东渡未能实现。天宝二年底，第二次东渡准备就绪，买船出发，遭风触礁，被迫中止。第三次东渡计划在天宝三年秋季准备，又被不愿鉴真赴日的当地僧众发觉，以日僧荣叙引诱鉴真赴日的罪名，向官府告发。荣叙被捕，后因病释放。鉴真第四次赴日准备，接受前几次教训，不在扬州出海，命弟子去福州买船，从福州出发。天宝三年冬，鉴真率弟子去福州，僧人灵佑联合僧众和官府，再次把鉴真追回。天宝七年(公元748年)，鉴真第五次东渡，乘船出海，又道风暴吹至海南岛。鉴真一行从海南岛经过一年的时间方始回到扬州。但是，东渡的组织者荣叙病死于端州龙兴寺，积极支持者彦祥死于吉州。鉴真忧伤、劳累，在回扬州途中患目疾，双目失明。这些重大打击，并末动摇他东去日本的决心。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在日本遗唐使藤原清河大使的组织下，鉴真乘第二船，终于在十二月二十日到达萨摩的阿多郡秋妻屋浦(今川边郡秋目)，登上了日本的国土。鉴真自决心赴日传播佛教以来，经受各种灾难艰脸，历时十一年，先后六次东渡方始成功。这期间，伴随鉴真赴日的僧人死去三十六人，因挫折失去信心离开鉴真的二百余人。只有法进、旱静、思托、义静、法载、法成等十四名僧人弟子，智首等女尼三人，佛使潘仙童、安如宝(西域)、军法力(昆仑国)、善听(柬埔寨)和三名外国入共二十四人，到达日本。六次东渡的全部加者只有鉴真、普照、思托三人。鉴真一行带至日本的物品有：佛像八种、佛具七种、佛经三十四种、字帖三种，此外法进还带去佛经二十余卷。（注19）
天平胜宝六年(公元754年)正月，大伴古麻吕上奏天皇，鉴真等已经到达日本。二月一日，鉴真一行从大宰府抵达难波(今大坂)，受到日本各界的欢迎。二月四日，鉴真到达首都奈良，天 皇派出的代表在首都正门罗城门外列队欢迎。鉴真一行被安置于东大寺。待鉴真等略为休息之后，天皇派吉备真备至东大寺宣读御命：
大德和尚远涉沧波，来至此国，深符朕意，不胜欣慰。朕建此东大寺已十余年，极思立戒坛，传授戒律。自萌此念， 日夜萦怀。今诸大德远来传戒，契合联心。自今以后，受戒传律，一任和尚。（注20）
朝廷为表示尊崇，特授鉴真以传灯大师位，其余僧人也各授位赐物。朝廷对鉴真的重视和所给予的荣耀，是以前来日的外国僧人所没有享受过的。
两个月以后，经过认真的准备，鉴真于四月五日在东大寺卢舍那大佛前筑坛受戒。鉴真亲自主持戒坛，首先为太上皇圣武天皇受菩萨戒，接着皇太后、皇子依次登坛受戒。其次，澄修等四百四十余名僧人登坛受戒。受戒仪式结束后，用戒坛的砂土，在卢舍那佛殿西边，另建一戒坛院。鉴真在这里为当时日本佛学造诣较深的名僧灵福、贤联等八十余人，重受具足戒。他们认为过去所受之戒不够完善，没有经过三师七证的正式仪式，因此重新受戒，使自己的声望更臻完善。鉴真根据日本僧人的现状，设立唐禅院，从事训练和教育僧人的工作。从此，日本僧人从训练到教育以至受戒，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
天平胜宝八年(公元756年)五月，朝廷任命鉴真为大僧都，以僧官身份管理日本的僧佛事务。鉴真在七十一岁高龄时，不再担任大僧都职务，被尊称为大和尚。为了促进律宗在日本的发展，鉴真在东大寺之外，按唐朝寺院布局和建筑艺术建造唐招提寺。该寺于天平宝字（公元759年），鉴真从东大寺迁入寺内。在这里，鉴真悉心传律，改革积弊，终于使律宗在日本发展成为独立的教派。
鉴真在传教之余，与其弟子从事日本经典的校勘工作，以及设计寺院建筑雕塑佛像，绘制壁画，行医制药等方面，都作出卓越的贡献。唐招提夺由于鉴真的努力，逐渐成为日本僧人向往69地方，可与宫寺东大寺、兴福寺等齐名，成为日本律宗的总本部。
天平宝字七年(公元763年)五月六日，致力于中日文化交流的名僧鉴真逝世，享年七十六岁。宝龟八年(公元777年)日本遗唐使至唐后，将鉴真圆寂的消息告知扬州各寺，当地的僧人服丧三日，齐集龙兴寺开设大商会，进行悼念。鉴其去日本的弟子忍基做一尊鉴真和尚于漆坐像，以示悼念。这座坐像，今天已成为日本的国宝。与鉴真同甘共苦六次东渡的弟子思托，写一部《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共三卷。但思托认为自己的文笔不佳，委托当时日本名作家淡海三船进行修改。谈海在原稿基础上更新改写，就是今天流传下来的《唐大和上东征传》。
三、遣唐使的停派
藤原清河自蜀回长安，肃宗亦惜其才，赐特进秘书监职，清贸遂仕于唐并更名为河湾。藤原清河未曾遇难的消息传至日本后，淳仁天皇于天平宝字三年(公元759年)，任命高元度组成迎接藤原清河代表团赴唐。这是第二朝遣唐使的第五次，目的只为迎接藤原清河回国。高元度自朝鲜半岛入唐，正值史思明叛乱，自称燕王，因之滞唐年余不得朝见。清河知高元度来唐，即派人从半岛赴日京呈书及礼物于天皇。天平宝字四年(公元760年)正月天皇接到清河的书信，二月即任命他为支部卿，意在促其速归。上元二年（公元761年）八月，肃宗赦书于高元度，请转告日本天皇，以残贼未乎，道路不宁，待贼破后再行遣返的理由，坚留清河不放。肃宗令高元度先取南路回国复命，怕其不走派谢时和押领高元度赴苏州，令刺史以船遣返。（注21）刺史派押水手官沈惟岳等三十亲人，送高元度至大宰府。高元度奏明天皇肃京不放藤 原清河之意，并转达肃宗对日本的要求，唐因叛乱频仍，兵器不足，急需造弓，切要牛角，幸为输之。（注22）在唐日关系中唐向日本求助，有史料可查的这是第一次。同年十月，淳仁天皇即着手准备，令安艺国造船四只，令东山、北陆、山阴、山阳、南海各道诸国，贡牛角七千八百只。十月底组成送牛角遗唐使代表团(第六次)。天平宝字六年(公元762年)四月，船发难波，触礁船破。七月再次出发，遇风不得出海。八月经朝廷议决，第六次遣唐使代表团解散。天平宝字七年(公元763年），因得自渤海国消息，朝廷赦大宰府，唐国丧(指玄宗、肃宗逝世)乱，两家争雄，平珍未期，使命难通，沈惟岳等宜妥为安置，优厚供应。如怀乡情欲返国者，给驾船水子遣返。沈惟岳等滞留日本近四年，进入日籍作了日本国官史。藤原清河因肃宗不放，留唐为官并娶卖生一女名喜娘，代宏大历五年(公元7fo年)因病逝世。
光仁天皇宝龟六年(公元775年)组成第七次遣唐使代表团。宝龟八年(公元777年)六月出发，七月到达扬州大都督府。因安史之乱，馆台凋敝，供应略有不周，进京人数也大为减少。代宗大历十三年(公元778年)正月中旬，遣唐使代表团到京，十五日于宣政殿接见。当遣唐使代表团呈上天皇的贡礼和要求退还藤原清河的国书时，方知清河已死多年。这次遣唐使的目的，从“所请并允”的记载可知，仍在于贸易。四月，遣唐使将返国，代宗遣中使赵宝英押送答信物赴日本。（注23）同时，藤原清河的女儿喜娘同船赴日，看望父亲的国家。（注23）六月，赵宝英等与遣唐使至扬州，唐船尚未竣工，奏明代宗，一行二十五人乘遣唐使船驶向
日本。九月出海，二、三、四船安全到达九州，赵宝英的副使孙兴进等亦同船抵岸。第一船遭风，船身中断，赵宝英与遣唐副使等五十亲人同时落水。船头五十余人漂至萨摩甄岛，船尾四十余人喜娘在内，六天之后漂至肥后天草郡西仲岛。天皇朝廷派代表至大宰府慰问孙兴进等。喜娘回国探亲，轰动奈良京城，藤原氏
族极为激动。
宝龟九年(公元778年)十二月十五日，朝廷派出左右京六位以下官员子孙可充任骑兵者八百人，出迎唐使及喜娘。宝龟十年(公元779年)四月底唐使孙兴进等至京。五月三日朝见，天皇对赵宝英遇难表示慰问，同时赠赐唐使礼品。五月底孙兴进等辞别天皇回国，喜娘同船回国。天皇朝廷特造二船，组成以真人兴能为大使的送唐使团护送，是为第八次。
桓武天皇延历二十年(公元801年)，组成第九次遣唐使代表团，赴唐贸易。唐德宗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八月始至唐，十二月抵长安。二十五日德宗召见遣唐使于宜化殿，随后，唐吏于麟德殿与遣唐使商谈贸易，
“所请并允”。翌年正月二十三日德宗死，日本使者在亟天门设仪仗，素服致哀。新君即位，服丧期
间不见外宾。四月辞行，六月回至日本。遣唐使代表团看到唐朝节度使与朝廷关系紧张，吐善要求唐公主下嫁等情况，向天皇报告说：唐朝“内疑节度，外嫌吐蕃，京师骚动，无暂休息。”（注24）
仁明天皇承和元年(公元834年)正月，组成第十次遣唐使团，藤原常嗣和小野箕为正副使。因府库不丰，筹资三年，至承和三年七月始出发。遣唐船出海不久即坏，回港修理，第二次出海遇风停止，承和五年四月第三次出海。天皇命五畿七道各国，从遣唐船出发日起至归朝时止，诵读海龙王经以求天佑。副使小野笆畏惧风险，称病不上船，作“西道谣”诗讽刺遣唐使之行。天皇怒，欲处绞刑，怜其才赦免，十二月流放于隐歧岛。遣唐使一行于唐文宗开成三年(公元838年)底至长安，向文宗呈献礼物珍珠绢。（注26）
遣唐使代表团成员藤原贞敏，年少喜爱鼓琴，尤善琵琶。到长安后遇琵琶大师刘二朗，贞敏送束修砂金二百两就学，二、三月间尽得其传，刘二郎并赠曲谱数十卷，紫檀、紫藤琵琶各一面。贞敏回国后以琵琶历仕三代，声价颇高。（注27）
开成四年(公元839年)夏，遗唐使回国，因本国船坏损，雇新罗商船九只取北道回国。九月大使面见天皇呈上大唐皇帝的诏书，（注28）命收入藏库藏之。唐帝给天皇的诏书见于记载者不多，惜此书不曾收入史册。
宇多天皇宽平六年(公元894年)八月，任命营原道真为正使，组成第十一次遣唐使。九月，营原据在唐僧人中联络天皇的报告书，上表请停止派出遣唐使，其文如下：
请令诸公卿议定造唐使进止状
右臣谨案，在唐僧中灌去年三月，附商客王询等送到之录记，大唐凋敝之情，载之具矣。更告勿需入朝，应停遣唐之使。臣等伏捡旧记，历次使员，或有渡海而丧生者，或有道贼遂亡身者。唯未见至唐，有难阻饥寒之悲。如中灌所申报，未然之事推而可知。
臣等伏愿以中灌录记之状，遍下公 卿博士，详议定其可否。国之大事，不独为身，且陈诚款，伏请处分。（注29）
中罐的录记七月送到朝廷，原文已无从查找。但据当时唐朝倩况，文中无非告知天皇：唐朝发生朱全忠，李克用之乱，经济状况恶化等情。营原遂作为停派遣唐使的理由上奏，其实，要求停派的基本原因大约有下述三点：
其一，唐商来日贸易日益增多，基本上满足天皇、贵族、豪门大姓对唐货的需求(详见下节)。
其二，筹措经费困难。组织一次遣唐使所需经费极多。造船一只耗资成万，每人所需粮食、备品和以实物支付的生活费用，平均每次约为大米二十余万石。（注30）加之，每次人员、船只递增。初期船一只，平均百余人；中期船二只，平均约三百余人；后期船四只，平均近六百人。第十次遣唐使由于筹资等问题，组成三年后方始出发。另方面，国内财政收入困难，班田制名存实亡，地方庄园兴起，封建割据势力逐渐产生，天皇朝廷开始处于无可奈何的地位。因此在第十次遣唐使回国之后，过去近六十年才提出派遣另一次遣唐使的问题。
其三，唐朝内乱，藩镇割据，农民起义，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
正是基于这些基本原因，营原道真才以中瑶报告书为借口，提出停止遣唐使的派遣。经过朝廷各方面的详议，天皇准奏，停止遣唐使的派遣。从前期第一次遣唐使的派出至后期第十一次遣唐使的停止，中间经历近二百六十余年，在唐日两国之间进行外交、文化和经济联系的重要形式的遣唐使，终于结束了。
四、遣唐使的一般概况
遣唐使早期称作西海使、入唐使，后来才叫遣唐使。有唐一代，唐日双方政府间派出的代表团往返，大体上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自唐贞观四年(公元630年)遗唐使第一次入唐以来，三十年间日本代表团入唐四次，主要集中在后十年。船由一只增至二只，每只约栽一百二十余人。唐使入日一次，人员不多，从店使高表仁回国日本护送使只送至对马可知，高表仁乘唐船赴日。第二期见第三节所述，双方代表团是围绕唐日白江口战争展
开的政治交涉，
日方代表团虽有遣唐使的内容，但其形式与前后两期不同。在十年之间，唐方(包括唐驻百济军队代表团)入日六次，日方入唐(包括入百济)四次。船只日方每次一只，人员不足百人。相反，唐方船只从一只到四十七只，人员从不足百人到二千余人。其中一次人员与船舰之多，甚至怕被日方认为是军队而引起误会，特令随船日僧先去对马报告。第三期在一百九十三年间，日方组成十一次遣唐使代表团，其中二次末出海即行解散。另外二次为迎接入唐使代表团，人船俱少。其余多为四船，‘人员近六百人。第三期内唐使赴日三次，第一次阿倍仲麻吕以唐护送使官职回国，未组成代表，乘日船出海遭遇风暴未能至日。第二次唐押送使沈惟岳等九人，水手三十余人，驾唐船一只护送高元度日使回国，留日不归。第三次押送使赵宝英等二十五人因唐船末竣工，乘日船出海遭风暴，赵宝英等半数遇难，只副使孙兴进等十余人抵日，完成使命后回国。
唐方赴日代表团使者的官职高低、人员多寡，未有规定。日方遣唐使代表团由于多次派遣，已形成固定规模。其组成人员大体如下：
(一)代表团成员：大使一人、副使一至二人、判官一至四
入、录事一至四人。有时在大使之上另设押使或执节使一人。这是代表团的领导核心，负责对唐的外交、贸易以及代表团的日常生活等事务。押使、执节使、大使和副使，是能否完成任务的关键人物，选择较严。一般皆选择学识渊博、汉学造诣深厚、相貌、风采、举止各方面都优秀的人物充任。在至唐的人物中如：粟田真人、山上忆良、藤原清河、吉备真备、多治比县守、多治比广成、藤原常嗣等，都是当时日本著名学者、文人。他们到唐之后，以其学识、书法、举止风采和工作能力，深受唐朝官民各界的赞誉，因而任务完成得极好。其次为代表团的随行人员，有史生、医师、阴阳师、画师、乐师、音声长、音声生、译语、谦从、杂使等人，其中有些既是代表团的成员，又兼请益生身份，来唐学习有关业务知识。其三是留学生和僧、请益生和还学生辞，后二者赴唐作短期考察或向有关方面质疑，解决遇到的疑难问题。这三部分人员，一只船时不超过三、五十人，四只船时不超过二百人。
(二)船舶成员：知乘船事、造船都匠、卜部、主神、船师。相师、船匠、挟抄、玉生、锻生、铸生、细工生、射手、新罗译语、水手长、水手等。船行由风力推动，无风时需靠浆前进，因而水手约占半数。这部分人员一只船约为七十余名，四只船钩为三百余人。所乘之船，在当时是较大者，船体长约十五日丈，宽约一日丈。（注31）由于造船技术落后，船体结构不合理，前后拉力小，‘遭遇风浪，船身易毁或中断。
遣唐船的航线变化甚大，初期走北路。这是自汉和三国以来，中月交通的早期航线。航期长，但较为安全。中期以后开辟南岛路，公元七零二年粟田真人即从南岛路到达唐朝的。这条航线，从津浦出发沿天草岛南下，经萨摩沿岸去种子岛、屋久岛、
冲绳岛和台湾北部，横过东中国海驶向长江口一带沿岸上陆。航期长而且极不安全，以后很少走此路。中期以后主要走南路又叫大洋路。这条航线距离短，顺利时十余天即可到达唐朝。但是，风险较大，四船向行，只有公元七一七年一次往返侣皆平安无事。这条航线从津浦出海，经平户岛、小值贺岛，直越东中国海，到长江口一带登陆。今天，这条航路已成为中日之间利用最广的一条国际航线，现代化的交通工具，轮船和飞机，海空畅通无阻。我们对那些开辟这条国际航线的古代先辈，不能
不致以崇高的敬意。
注1 阿部真琴，《大学日本文》，卷上，日文本，第54页。
注2 《万叶集》，卷122。转引自《日本历史讲座》，卷1，1964年，商务版，第139页。
注3 唐高宗称天皇在674年。
注4 杜佑，《通典》，卷186，倭条。刘询，《旧唐书》，倭条和日本条。欧阳修，《新唐书》，日本条。朝鲜金富拭，《三国史记》，新罗记，文武王10年12月条
注5： 《续日本纪》，卷8，文武天皇庆云元年条。
注6： 《新唐书》，日本传。
注7：
遗唐副使巨势邑治、中佑鸭吉备麻目、大通事伊吉古麻目等于景龙元年(公
元707年)回国；遗唐大使板合部大分，在开元6年(公元718年)始回国。
注8：
留学生：吉备真备、大和长冈、阿倍仲麻吕，留学僧，玄防四人赴唐学习。
注9： 《文苑英华》，卷471，张九龄：日本国王书。
注10： 《续日本纪》，卷19，天乎胜宝6年1月条．
注11：《全唐诗》，卷上，李隆基．
注11：朱金城等， 《李白诗集校注》，下，第964—965页．
注12：《群书类从》，卷285。
注13：《全唐诗》，卷127，王维
注14：《文苑英华》，卷206。
注15：阿倍仲麻吕纪念碑刻诗，转引自《世界知识》，1979年，23期，第16—17页，张碧清：
“阿部仲麻吕”。
注16：《李太白集》，卷25
注17：《续日本纪》，卷24，天平宝字7年6月条。《唐大和上东征传》，天平14年条。
注18： 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天平14年条，
注19：《唐大和上东征传》，天宝12年条。
注20：比屋根安定，《日本宗教全史》，卷2，策191页。
注21： 《续日本纪》，卷22，天平宝字5年8月条
注22： 《续日本纪》，卷22，天平宝字5年10月条
注23： 《续日本纪》，卷35，宝龟9年10月条
注23：中村新太郎，《日中二千年》，上，日文本，第208、210页；
注24：《日本后纪》，卷12，桓武延历24年6月条。
注26：刘询《 旧唐书》，文宗纪3年条。
注27：《三代实录》，清和天皇贞观9年10月条。
注28：《续日本后纪》，卷8，承和6年9月条。
注29： 《管家文草》，卷9，奏状。转引自秋山谦藏：
《日中交涉史研究》， 日文本，第237页。原文为日式汉文，引用时略有改译。
注30： 森克己等， 《对外关系史》，日文本，第49页。
注31：木宫亲彦， 《日中文化交流史》，1980年，胡译本，第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