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隋唐时期中日关系的发展
第五节 唐日文化交流
在唐代，唐日两国间的文化交流极其活跃，形式多样，现综述如下。
一、日本留学生和留学僧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唐建国时，留隋学生和僧约有十余名尚未回国，继续留唐深造。唐日建立外交关系以后，日本又派遣大批留学生和僧入唐学习。现有据可查的留学生和僧，约一百四十四名，其中十名未能到达唐朝，十二名死于唐或死于海难，(注1）留学生最少，只有十四名（一说为二十六名）。（注2）这些留学生和僧学有成就陆续回国，在努力建设日本的同时，积极从事唐文化的传播。最早回国的留学生和僧如南渊请安、高向玄理和僧吴等，在大化改革中起了相当作用。他们是留学生和僧中传播唐文化的先驱者。随着入唐留学生和僧的大批回国，唐文化的传播速度加快了。
入唐留学生的人数虽少，但大多为日本统治阶级中的中层宫吏子弟，与天皇朝廷有密切关系。例如，吉备真备的父亲是右卫门少尉下道国胜，阿倍仲麻吕的父亲是中务少辅船守，大和长冈的父亲是刑部少辅从五位上五百足，橘逸势的父亲是右中务从四位下入居。只有藤原刷雄例外，他的父亲是官至太政大臣盛极一时的藤原仲麻吕即惠美押胜。由于他们和朝廷的关系密切，回国都受到重用。如膳大丘在唐长安国子监学经史，归国后被任命为日本大学寮助教，对日本奈良时代儒学的发展颇有建树。出生自
法律世家的大和长冈，入唐后潜心学唐律，颇有心得，回国后曾与吉备真备共同删定律令二十四条。
“辨轻重之僻错，矫首尾之差违”，并在延历十年(公元791年)三月颁布实行。（注3）橘逸势在唐时即以文才和书法被时人称作秀才，回国后在书法方面的成就突出。营原娓成入唐学医，造诣较深，回国后被任命为针博土
、传医，对日本的医学发展极有贡献。（注4）在留学生中，吉备真备的贡献是颇堪嘉许的。
吉备真备原名下道真备，公元七一六年被选为留唐学生，随第二期第二次遣唐使入唐。在长安就学于四门助教赵玄默，深通五经三史、历算、刑律、漏刻、军制、阵法、韵学、书道等诸艺。在唐留学十七年，于天平七年(公元735年)回国，任大学助。（注5）与吉备真备同时回国的憎人玄防，受到圣武天皇的重视，吉备真备也随之受到器重。天平九年(公元737年)，橘诸兄得势，圣武天皇遂令玄防和吉备真备辅佐橘诸兄掌政权。吉备真备以中层官吏子弟出身参与政权，遭到门第观念强烈的权势贵族的反对。天平十二年(公元740年)大宰少贰藤原广嗣以清君侧(指除掉玄防与吉备真备)为借口，发动兵变。兵变未遂，不久即被镇压下去。吉备真备同时升迁。天平二十年(公元748年)十一月，天皇赐姓为吉备朝臣，至此方叫吉备真备。天平胜宝四年(公元752年)出任遣唐副使，回国后叙正四位下。但由于惠美押胜掌握朝政，吉备真备被贬至九州大宰府，出任大宰大贰。天平宝字八年(公元764年)惠美押胜叛乱，吉备真备参与平定叛乱的军事行动立殊功，升任大纳言，不久升迁从二位右大臣。以中级官吏出身的留学生，能进到中央掌握朝政者，是极少的。
入唐留学的僧人和留学生一样，回国在政治、文化和佛教等方面，起了巨大作用。前已述及，留学僧的数量很大，他们被选作留学僧除本身的天赋能力外，与朝廷达官之间关系密切，也是基本条件之一。最早回国的僧人具就是与改革派发生夫系得到重用，而进入政权。与吉备真备同时回国的玄防也是在政治方面起作用的僧人。
玄防姓阿刀氏，原是义渊僧的弟子，灵龟二年(公元716年)奉效与吉备真备同时入唐。在唐时就以其渊博的学识和干练的才能，为唐玄宗所敬重，曾赐以紫袈裟准三品职。于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回国时，献各种佛经五千余卷以及其他佛像等。他参照唐龙兴寺建造艺术，在日本建立国分寺，受到佛、政各界的重视。回国后不久，圣武天皇母亲藤原宫于患病，命玄防祈咒治愈；因之受到天皇母亲的青睐。天平八年(公元736年)赐封田十町、封户一百、扶翼童子八人。天平九年(公元737年)进为僧正，主持内道场(宫中皇妃、皇于、皇女等祈祷参佛处)。加之外与橘诸兄、吉备真备共干国政，引起贵族的反对。玄防在佛教方面排斥三论宗，宣扬法相宗，并利用其所握有的权力，扶植法相宗，使其盛行一时。
除此以外，大多数在唐留学回国的僧人，都在宣传佛教和传播唐文化方面作出贡献。例如，白雏四年(公元653年)入唐的道照，就玄类三藏学法相宗，回国后在奈良右京建立禅院，在日本创立法相宗。智藏在唐学三论宗，回日后即创三论宗。道慈在房亦学三论宗，颇得三论教义精髓，曾在唐宫廷讲仁王般若经，深受唐帝赏识。
律宗和华严宗是继三论、法相之后在日本创立的宗教。这二宗虽由入唐日僧传入日本，但使其发扬光大形成独立宗派的却是入日的唐俗。唐洛阳福先寺的道踱受荣督和普照的聘请，去日本
传授戒律。天平八年(公元736年)道踱携带华严章疏去日，在日传授华严宗。律宗是在鉴真去日后方始形成严密纪律的教派。
继华严与律二宗之后，天台宗、真言宗也传入日本。归化汉人后裔最澄在桓武天皇延历二十三年(公元804年)随遣唐使入唐，在天台山国清寺拜道邃、行满为师，学习密教。第二年最澄携带经典二百三十部、四省六十卷，归国。延历二十五年(公元806年)，最澄设戒坛开创天台宗。其门下高僧如义真、圆仁等辈出。传入真言宗的是空海。他与最澄同时入唐，在长安青龙寺拜惠果学习真言宗。学习三年，受灌顶戒，深得惠果传授的金刚界大法。惠果是真言宗第七代师位，当他看到空海的才学出众极为欣喜，甚至默许他为真言宗的第八代师位。这是日本入唐僧从来没有得到的荣誉。他于大同元年(公元806年)回国，于京都西郊高雄山寺筑坛受灌顶戒，开始传播真言宗。天台、真言二宗，因寺院设坛都在离开繁华都市的山林，故有山林佛教之称。
二、唐代入日的汉族归化人在传播唐文化中的作用
如前所述，在唐代除日本留学生如阿倍仲麻吕、留学僧、入唐僧如辨正、入唐官吏如藤原清河等，出仕于唐并娶妻生子外，还有唐僧如鉴真、唐吏如沈惟岳、唐民崔发等去日本不回。沈惟岳原为唐越州浦阳府折冲赏紫金渔袋，在送日本遣唐使高元度回国时，作押水手官去日。在北九州等待回国时，因与代表团副使不和，兼之安史之乱看不到平息之日，遂留日不回，归化日本。天皇朝廷待沈惟岳颇优，宝龟十一年(公元780年)时官至从五位下，赐姓清海宿祢，（注6）以后又升任美作友椽。（注7）宿祢在八姓中占第三位，原是京畿大贵族的姓。尽管这时姓氏制度已出现混乱，
但对一个归化汉人，不赐予以往专赐给归化汉人的忌寸姓，(第四位)而赐予宿祢姓，说明朝廷对沈惟岳的重视。同时也表明，沈惟岳作为唐吏，身怀有与其宫阶相适应的文化和管理才能，在日本发挥了相应的作用。
天平七年(公元735年)随遣唐使入日的袁晋卿，当时不过十八九岁，是一般平民。但他“善文选、尔雅音”，入日后授职为大学音博士，以后又升迁为玄善头、大学头、安房守从五位上。宝龟九年(公元778年)也赐姓为清村宿祢。（注8）唐人入日授官授位的例子很多，这里不再例举。
唐僧入日者除著名的道踱和鉴真及其弟子外，尚有智宗、道荣等许多高僧。他们在古代日本的建设中，都有过相应的贡献。对于这些在古代从事中日文化交流并有过贡献的中日两国的先驱者，我们是不应该忘记他们的。
三、唐代文学对日本的影响和日本字母的产生
从奈良朝至平安朝近二百年问，唐代文学对日本的影响极探。上自天皇下至皇族、达官，竞相学习唐代文学，对唐人的诗、赋、文章崇尚备至，以精通为荣以不借为耻。日本统治者为提高贵族子弟的唐代文学水平，吸收唐代学校制度，开始设立各种类型的学校，教授中国典章文学。
教授汉学的学校首先在京城出现。天智天皇二年(公元663年)，日本朝廷在京城设立一所教授汉学的学校，规模小，学员少。天武天皇时，学校的规模开始扩大，出现大学、国学以及后来的私学几种形式。由朝廷在京城开办的学校名叫大学，学员是五位以上的官吏子弟、东西史部子弟、或八位以上子弟和国学生
中出员举者，定员四百人。教授的课程有明经、纪传、明法、音书、算等学科，其中以明经科为主。
明经道专修经学，又分大经《札记》、《左传》，中经《毛诗》、《仪礼》、《周礼》；小经《周易》、《尚书》；《论语》、《孝经》各科。
纪传道专修历史兼学文章，有《史记》、《汉书》、《后汉书》、《文选》、《尔雅》等。
明法道专修唐朝现行的各种法律条令。
算道专修算术，有《五曹》、《九章》、《海岛》、《六章》、《缀术》、《周碑》、《九司》、《三开重差》等。（注9）
大学设有大学头、大学助、大允、小允、大属、小属等官员，以及博士一名，助教、音博士、书博士、算博士各二名。音博士的主要教课任务，是矫正学生的汉语发音，入学学生首先必须学习此课。当时语音有汉音与吴音的区分。唐以前传入的古音叫吴音，唐音叫汉音。桓武天皇时，
命日本儒家皆学汉音，以利于学习唐文化。
地方各国设立的学校叫国学；学员名额视各国情况确定，大致为二十至五十人。学员主要来自地方长官的子弟，如有缺员可由庶民子弟中选择补充，但这种情况是很少的。教授的课程以纪传道为主，其官员与教师和大学类似。
文武天皇时大学和国学的学生逐渐增多，为了合理任用，在大宝令中作了详细规定。从大学出来的学员叫“学人”，从国学出来的学员叫“贡人”。学人与贡人皆要经过式部的考试，及格者授以相应的官职。
公元九世纪初日本磋峨天皇时代，随着唐代文学在日本的发展，贵族子弟入学人数增多，前述两种学校已不适应这种形势。有势力的贵族开始自己设立私学、教育本族子弟。和气广世在任
大学寮别当时(约在公元805年前后)，依父遗命，将位于大学寮南面的私邸改称弘文院，经办私学，并捐助学田四十町。弘文院
规定教授明经四科，学员主要为本族子弟。此后，私学不断出现：藤原冬嗣在弘仁十二年(公元821年)办劝学院、橘嘉智子(磋峨天皇皇后)同其弟右大臣橘氏公合办学馆院(公元850年)、原平行创办的奖学院(公元881年)等等。这些是贵族公卿创办的私学中较为著名者。如上所述，学校和私学的学员都有身份上的严格规定，一般僧人和庶民很难入学。因此，一些著名僧人开始设立私塾，以满足一般僧人和庶民入学的要求。因而这种私塾具有平民学校的性质。最著名的私塾是留唐僧人空海，在天长五年(公元828年)创办的综艺种智院。私塾教授佛学、儒学、文学、唐诗等等。在各种学校的教育下，日本朝野各界人士对唐代文学和唐诗的修养提高极快，出现一批优秀的文学家和诗人。例如，葛野王、粟田真人、山田三方、舍人亲王、纪清人、太安万侣、淡海三船等等。这些人中有的以遣唐大使身份去过唐朝，有的本身就是留唐学生。在他们的努力提倡下，朝廷的诏书、太政官的命令、地方政府向朝廷的请示报告等全部使用汉文。有些重要诏书、布告，为了避免发生错讹，还必须使用汉文书写。汉文已成为唐代日本朝廷的官用文字。例如，大化改革前的十七条宪法，大化改革后收录在《大宝令》、《养老令》；《弘仁式》、《延喜式》中的话、诏、税则、法制等无一不是用汉文写成的。虽然有些句子带有日式汉文特征，但总的说来，文字清通顺达。试以《贞观格序》一段文字为例：
圣上不出户而知天下，不因教而辨物情。以为虞夏共有其国，刑德斯殊；秦汉不易其民，弛张非二。化俗之本，理有固然。盖取义予随时，匪欲期于相反。（注10）
这一段具有骈体风格的引文，与唐人所写的同样体例的文章相比，很难分出轩轻。由此可以略窥当时日本人掌握汉文的程度。
由于中国史书是那时日本各类型学校所设的必修科目之一，因而日本人的史观和历史编纂学也深受中国的影响。在日本和唐朝建立外交关系的整个时期内，日本人共编纂六部史书。这些史书是：舍人亲王编纂的《日本书纪》(公元720年完成)、营野真道等编纂的《续日本纪》(公元797年)、藤原绪嗣等编纂的《日本后纪》(公元840年)、藤原良房等编纂的《续日本后纪》(公元869年)、藤原基经等编纂的《日本文德天皇实录》(公元879年)、源能有等编纂的《日本三代实录》(公元901年)，简称为《六国史》（注11）这些史书不仅体裁格式完全仿效中国史书的编年体例，而且书中所载某些天皇的沼效，也有抄袭中国史书的痕迹。例如，《日本书纪》雄略纪所载雄略天皇遗沼，“不谓递疾弥留，至于大渐，此乃人生常分，何足言及。但朝野衣冠未得鲜丽，教化政刑尤末尽善；兴言念此，唯以留恨”的一段文字中，除“朝野衣冠末得鲜丽”一句，是“四海百姓，衣食不丰”的改写外，
其余完全照抄《隋书》高祖纪仁寿四年(公元604年)遗诏。（注12）又如《续日本纪》所载，孝谦天皇命令日本人民户藏一册《孝经》的沼书中说：
“古者，治民安国，必以孝理，百行之本，莫先于兹。宜今天下，家藏孝经一本，精勤诵习。”（注13）这段文字是抄袭唐玄宗天宝三年诏。在《六国史》中出现一些抄袭文字，使其史料的可靠性受到影响，但毕竟是局部的问题，总起来说，这些史书的史料价值是很高的。
唐诗传入日本后，朝野上下极为喜爱。天皇不仅自己学习，而且手抄唐代名家诗汇集成册，广为流传，以促进日本诗坛的繁荣。前已提及，大幸少贰藤原岳守在承和五年(公元838年)检查唐商船货物时，偶得元稹、白居易诗集，立即呈献天皇。（注14）天皇甚为欣喜，承和六年(公元839年)藤原岳守以献诗集之功，升
从五位上。在圣武天皇时，君臣之间吟诗唱和已成为一种风流韵事。例如，神龟三年(公元726年)九月，圣武天皇命朝、野、道、俗各界诗人作“玉来诗赋”。半月后共有一百二十人呈进玉来诗赋。天皇命评议等级并授予奖品以资鼓励。一等者奖细二十锭、绵三十屯、布三十端。二等者奖细十锭、绵二十屯、布二十端。三等者奖施六锭、绵六屯、布八端。四等者奖施四锭、绵四屯、布六端。末进入等者奖施一锭、绵一屯、布三瑞。（注15）对未能列入等级的诗作，也给以物资奖励，可见天皇对诗人是极为重视的。
由于天皇和朝廷的扶植和鼓励，诗人辈出，并出现第一本日本人写作的唐诗集《怀风藻》。集中收录皇族、大臣、僧侣六十
众人的诗一百二十篇。这个集子在日本唐诗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此后，在搓峨、淳和两位天皇时期，出现《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等诗赋文集。共收录二百二十七名
诗人的诗一千二百余首、赋十七篇、序文五十一篇、策对三十八篇。这个时期的著名诗人有磋峨天皇、藤原冬嗣、小野望、空海等人。空海自唐回国后，著有《大镜秘府》一书，论述了唐诗的格律及唐韵等问题，对促进唐诗在日本的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
著名诗人小野望是白居易诗的崇拜者，不仅唐诗作得好，而且是评诗的名家。磋峨天皇为了考验小野望的评诗能力，故意将白居易诗“闭阁唯闻朝暮钟；登楼空望往来船”命令的“空”字改为遥字，送给小野望评论，并说是自己近作。小野望看后指出说，如将遥字改为空字则诗意更佳。这个评语表明，小野望已深
得唐诗三昧。日本诗人的名作很多，试录文武天皇的“述怀”（注16）诗一首，以见一斑。
年虽足载冠，智不敢垂裳。肤常风夜念，何以挫心匡。
就不师往古，何救元首望。然毋三绝务，且欲临短章。
这首诗不论格律、意境、技巧都不逊于唐朝诗人。
与唐诗在日本盛行的同时，日本民族形式的诗即和歌也在迅速发展。天智天皇、柿本人麻吕、山上忆良、大伴旅人等，都是这21时期的著名和歌诗人。大约在八世纪中叶，几乎与唐诗集《怀风藻》出现的同时，出现了和歌诗集《万叶集》。该诗集中收录从天皇到庶民的和歌，约四千五百余首。《万叶集》和其他
诗集一样，是用汉字写成的。但是，该集中所用的汉字全部丧失其原来的意义，只是被作为一种符号来表示日本语音。汉字的这种用法，在《万叶集》之前已经出现，只是在《万叶集》中才被大量使用，所以以后来被叫“万叶假名”。试以前面引用过的阿
倍仲麻吕的“望月”诗为例。
万叶假名：
阿麻能波罗，布利佐计美礼婆，加须我奈流，美加佐能夜床洱，以传志都歧加毛。
译成汉文：
翘首望长天，神驰奈良边。三笠山顶上，想又皓月圆。
从上述例中可知；万叶假名中的汉字，已不具有汉字的功能，只不过是一种表示日文语音的符号。用汉字作符号，书写天皇的沼书，叫作“宣命体”。这种“宣命体”首先出现在《续日本纪》中。试举文武天皇的即位沼书为例：
现御神正大八国所知天皇大命良麻止诏大命乎，集侍皇子等、王等、百官人等、天下公民诸闻食止诏。（注17）
引文中的汉字出现大小二种，大者汉字的原意末变，但读日文音，小者只作为一个符号表示一个日文字母。
“止”、 “乎”表示日文的二个字母，
“良麻止”表示“旨”的日文读音。这段文字译成汉语是：
现御神（注18）御宇大和国天皇降记于集侍御前诸皇子、诸亲王以及百官、庶民曰。
宣命文体的出现，说明日文的表现形式已初具规模。汉字在金里被赋予另一种功能，充当日文的假名。假名含有借用汉字的音和字形由表示日文句子结构的意思。
假名形成的初期，用来表示日文字母的汉字；因人而异，少者几个，多者几十个。同一个汉字可以表示不同的日文字母，互相交错，难读难辨。经过反复应用，逐渐形成某种规律性，一个日文字母有固定的汉字去表示。与此同时，汉字有楷草之分，繁简之别。在应用中，男子多爱用汉字正楷体及其简体、偏旁。众约俗成，字头、偏旁逐渐代替繁体汉字，形成片假名。与此相反，闺中女子多爱用汉字草体，并形成草体的平假名。当时平假名又叫女子体。
片假名和平假名的出现，使日文发生根本变化，脱离汉字这根拐棍而独立发展，日本的民族文字形成了。不过，由于汉文对日本的影响太深，许多汉文单词已成为日本民族文字的组成元素，与日文假名一起，共同为日本民族服务。为便于学习片假名与平假名，开始出现各种字母的排列图。著名学者、留唐学生吉
备真备和留唐僧空海，对音图的排列有过贡献，但最后演变成目前的五十音图者，是和尚安然。（注19）
四、唐代的建筑、技术、医学、历法、艺术、风俗等传入日本
自唐日建交以后，两国间的文化交流日益扩大。唐代的建筑技术、生产技术、医学、历法、艺术以及风俗等各方面，都对日本产生影响。日本今天仍有保存完好的唐式古代建筑群。日本的古代都城平城京(今奈良)和平安京(今京都)及其周围的寺庙建筑，就是比较典型的唐式建筑物。日本这些古代唐式建筑群的存在，是唐日文化交流的有力见证。
日本在奈良朝之前，历代天皇都在自己所建宫殿中即位，处理政务。因此，天皇每即位一次，首都就搬迁一次，所以，历代京城的规模都不大。和铜元年(公元708年)元明天皇即位，第二期遣唐使开始，中日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全面展开。唐都长安的建筑格局)通过留唐学生和僧人传入日本。元明天皇命以长安为模型建筑新的首都平城京。京城正中以朱雀大街贯通南北，大街两边分作左右两京，两京又以九条街道互相通连。和铜三年(公元710年)元明天皇迁入平城京后，有六位天皇以该京作为首都未曾迁都，历时七十余年。桓武天皇延历十三年(公元794年)迁入新都平安京。平安京的布局更接近于唐都长安，甚至城门的名称也照用不改，如殷富门等。为使首都的布局更加完备，桓武天皇下令，凡五位以上及平民中富有者，需在新都内按唐式住宅结构建筑自己的宅邸。由于皇族、贵族、官吏、富民的迁入平安京，以及平安京内已形成集市贸易(前已述及)等等，该京逐渐形成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直到明治天皇迁都东京止，天皇一直尽住于平安京，即今京都市。
寺庙建筑在日本的古代建筑史中，占有重要地位。自唐建国以后，日本寺庙建筑的布局、风格、雕塑、绘画等无一不受唐的影响。例如在唐学习三论宗的道慈，不仅精通三论教义精髓，而且颇留心于建筑。在唐时，曾绘制唐高宗建造的巍峨辉煌有十三处大殿的长安西明寺平面团。回国后，于天平元年(公元729年)任造寺监护，仿西明寺建大安寺。因建寺有功，天皇授予封户及扶翼童子。有时，在建筑材料方面，还需自唐进口。例如塑造东大寺大佛像时，涂大佛金身的金粉就是派遣唐使自唐进口的。鉴真去日后，以其对寺庙建筑的知识，为日本的寺庙建筑作出了贡献。在平城京修建的唐招提寺，鉴真完全按唐代寺庙建筑格局设计的，目前尚保存完好的该寺金堂，是唐代寺庙建筑的集中体观。随鉴真去日的雕刻师军法力，为唐招提寺金堂塑造的卢舍那
大佛像，是体现唐代艺术的珍品。而鉴真弟子为鉴真塑造的干漆坐像，已成为日本的国宝。
与寺庙建筑密切相关的工艺美术品和绘画，也深受唐代影响。正仓院库中收藏东大寺各种工艺美术品近三千件，每件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唐代艺术风采。例如，平螺钿镜的背面以玳瑁镶成纹饰，嵌以李贺“春怀引”诗句：“宝枕垂云选春梦，铀合碧寒龙脑冻。”通体光泽耀眼，将诗句中“碧寒”二字的情景烘托得
恰到好处，体现出唐代技艺的高超手法。药师寺吉祥天图、正仓院树下美人图的浓眉和丰满的脸庞，与唐代人物画的笔法极其神似。天平宝字六年(公元762年)四月二日，东大寺铸四面径一尺的大铜镜。在保存下来的制镜用料说明书中，不仅可从所载熟铜、白蜡、蜡蜜、铁精等配方中找出与唐代技艺的渊源，而且所列举的四名制镜工匠中，有二名秦姓工匠，显然是“归化汉人”或其后裔。
唐代的水车及其制造方法传入日本。淳和天皇天长六年(公元829年)，令各地方仿制唐式手推、脚踏和牛拉各类型水车，用于农业生产。唐代的冶炼技术传入日本后，被称作“唐锻冶”。以这种方法生产的各种工具的各称，都冠以唐字，如唐摆、唐锄、唐锹等等。从冠以唐字的工具和产品，如唐箕、唐臼、唐锥、唐治、唐纸等名称上可以了解到，其制做方法大半是自唐传入的。
在唐代，日本对中国书法极其喜爱，出现很多优秀书法家，其中被赞誉为“三笔”的磋峨天皇、橘逸势和空海最为有名。磋峨天皇的书法被时人赞为：“一点；画，有体有势，珠连星列，璨然满目。”“钟瑶、逸少犹有末足。”（注20）这当然有些言过其词。从遗墨看，很难与王曦之相提并论，但一个日本人写汉字
达到如此水平，实在是难能可贵，令人钦敬。橘逸势入唐后，学习
柳宗元笔法颇有成就，唐人称之为梅秀才，可见书法造诣不浅，借其真迹失传。空海在唐留学时，其书法已浑为唐人赞许。他在唐积极收集大书法家的真迹；如不空三藏碑、急就章、兰亭序等十三种名帖带回日本，日夜揣摩，书法大有长进。他善篆、隶、楷、行、草各种书法，笔劲强韧，变化自如，神态生动，颇有王羲之之笔意。
唐乐对日本音乐的影响很大。日本早期的乐器只有横笛和六弦琴。（注21）唐乐器如琴(七弦)、筝(十三弦)、琵琶、横笛(龙笛)、丝竹、萧、钟、大鼓、铜钹等传入后，极大地丰富了日本的乐器品种。唐乐曲随同乐器同时传入日本。文武天皇时遣唐大使粟田真人带回唐乐“皇帝破乐阵”、“团乱旋”、“春莺”；延历年间舞蹈家久礼真藏随遣唐使入唐，学习唐舞蹈乐曲“春庭乐”；承和时期藤原贞敏以遣唐使判官身份去唐，不仅学会唐琵琶弹奏技法，而且带回“贺殿”等琵琶曲数十卷。唐乐逐渐被天皇朝廷所采用，持统天皇七年(公元693年)和八年正月，令奏踏歌；文武天皇二年(公元698年)正月，令奏唐乐；自是以后，唐乐正式纳入朝廷乐队，大宝令中规定设雅乐师，天平三年(公元731年)时定员为三十五人。甚至在佛教的仪式中也演奏唐乐。神护景云元年(公元767年)十月，召集六百名僧人诵大般若经，同时奏唐乐。
唐医学传入日本后，得到迅速发展。古代日本除巫术外，没有真正的医学。唐日建交后，日本派僧人和医生留唐学习医学。这些留庸医生回国后，结合日本国情，逐渐形成本国的医官、医药等制度；大宝令中规定：：中务省设内药司，负责者为内药正；官内省设典药寮，负责者为典药头。职业医生有医师、医博土、
医生、针师、针博士、按摩博士等。僧尼也准许学医治病人治病医生必需学习《本草》、《脉经》等，针灸医生要学习《素问》、《黄帝针经》、《赤神乌针》等。鉴真去日后，曾亲口尝草药，修改本草，日本的医学作出贡献。随着医学的发展，日本出现本民族的医书，如《大同类聚方》一百卷，书中收集国造、县主
以及各大族、名门家传的医方等，但今已不传。永观二年(公元984年)丹波康赖编纂《医心方》，其中引用许多今已失传的唐代医书，对中日两国的医学界说，是一部珍贵的医学宝典。从该书中可以了解隋唐以来中日医学交流的概况。
日本子推古天皇十二年(公元604年)开始正式使用中国历法。朝廷设阴阳宏，置天文博士推行历法。天武天皇时建造占星台，开始观察天体运行情况。持统天皇四年(公元690年)实行元嘉历，不久改行仪凤历(即麟德历)。淳仁天皇天平宝字七年(公元763年)改用大衍历。大衍历是吉备真备自唐传入的，在日本使用九十三年，至文德天皇天安元年(公元857年)改用五纪历。因五纪历不够精确，使用不久即行停用，改行宣明历。自清和天皇贞观四年(公元862年)使用宣明历起，至江户时代贞享二年(公元1885年)改用贞享历止，约八百余年未曾改用历法。贞享历是日本人能川春海在中国历法基础上重新推算制定的，从这时起日本才有自己的历法。
阴阳五行之说，随历法同时传入日本。孝德天皇时，阴阳五行之说在日本统治阶级思想中已占重要地位，因地方献白银，被认为是祥瑞，启日本祥瑞改元的先例。天武天皇迷信遁甲术，今设占星台、阴阳宏，由阴阳博土主持，观察天象，占测祥瑞凶兆，上奏天皇。出现日蚀或慧星时，阴阳博士奏请天皇谨慎，有时天皇也令大臣共同谨慎，并令僧侣诵经。如果出现祥瑞，咸奏请改元，或奏请大赦。有人献祥禽瑞兽，或叙位升官或免租役。宝龟三年(公元772年)七月二十二日，上总国献瑞兽牛蹄
马，天皇朝廷对献瑞兽人员分别赐与奖品。不久发现，马蹄乃人工伪造，非自生者，献瑞兽阶国司和郡吏受到严厉处分。禁忌和占星术是互相关联的迷信行为，在中国历书中将黄道日定为吉日，黑道日定为凶日，并依据吉凶日制定年中或月中行事，以躲避不祥，从而产生许多禁忌。从日本残存的古代历书中，可以找到和中国禁忌相同或类似的记载。这说明日本也接受了中国的吉凶禁忌迷信思想。占卜术是适应人们迎吉避凶迷信思想而产生的一种迷信行为。人们对于自然界的一些现象如佛像突然出汗、鸭子飞上楼顶等不理解，到阴阳寮去—占卜吉凶，以便预防。这些迷信事例，在日本史书《扶桑略记》等书中，时有记载。
唐代的风俗习惯随着在唐留学多年的留学生和僧的回国，而介绍到日本，致使日本上层社会的生活习俗，几乎全盘唐化。养老二年(公元718年)遣唐大使多治比县守回国朝拜天皇时，全体成员身着唐帝所赐朝服，光彩夺目，引起朝廷大臣的羡慕，成为当时舆论中心风流佳话，从而使唐式服装在日本广为流行。天皇
在养老三年(公元7l 9年)竟然下令，使天下百姓皆穿唐服，“衣皆右襟”。（注22）官吏见面互相打招呼，也称以相应的唐官职。权倾朝野的藤原仲麻吕(惠美押胜)令人称以太师，右大臣则称以太保。现在的日本极注重礼节，两人见面连连施礼，可是这种美好的习俗却是在唐代礼节影响下，逐渐形成的。在唐朝礼节初传入日本时，早晨卑贱者路遇达官贵族，不论男女一律跪下行礼。当时女子不习惯，故意逃避，朝廷甚至下令强制女子跪下施礼，如有逃避；轻者拘留，重者判刑。
唐代的重要节日也传入日本。在一年之内，元旦的屠苏酒，上元节的踏歌，（注23），七夕的为牛郎织祝福，中秋的望月宴，重阳节的饮酒赏菊等风俗，都在日本流传着。
注1：木宫泰彦：
《日中文化交流史》，胡译本，第124—149页。
注2：筑波藤麻吕：《日唐关系》， 日文本，第22页；森克已，《遣唐使》，日文本，第121页。
注3：《续口本纪》，卷40；延历川年8月条。
注4：《文德实录》，卷6，仁寿8年6月条。
注5：《续日本纪》，卷12，天平7年条。
注6：《续日本纪》，卷36，宝龟11年12月条。
注7；《续日本纪》，卷40，延历8年8月条。
注8：《续日本纪》，卷35，宝龟9年12月条。
注9：牧野谦次郎，《日本汉学央》，第25—26页。
注10：《类聚三代格》，卷一，序事．
注11：《日本书纪》，30卷，帝王系谱1卷已失传，记载从神话传说至公元后持统
天皇10年(公元696年)的历史。《续日本纪》，40卷，记载文武天皇至桓武天皇延历10年(公元697—791年)的历史。《日本后纪》，40卷，记载桓武天皇延历11年至淳和天皇天长10年(公元792—833年)的历史。《续日本后纪》，20卷，记载淳棚天皇天长10年至仁明天皇嘉祥3年(公元833—850年)的历史。《日本文德天皇实录》，10卷，记裁文德天皇一代(公元851—858年)的历史。《日本三代实录》，60卷，记载清和、阳成、光孝三代天皇(公元858—887年)的历史。
注12：《日本书纪》，卷14，雄略23年8月条。《隋书》，高祖纪仁寿4年。
注13；《续日本纪》，孝谦天皇天平宝字元年(公元757年)4月。《唐书》，宗本纪天宝三年。
注14：《日本文德天皇实录》，仁寿元年9月条。
注15：《续日本纪》，卷9，神龟8年9月条。
注16：牧野谦次郎：《日本汉学史》，第46页
注17：《续日本纪》，卷1，文武天皇元年条。
注18：自天武夫皇以后，日本统治阶级开始产生视天皇为神的思想。
注19：迁善之助，《日本文化史》，日文本，卷2，第41—42页。
注20：迁善之助，《日本文化史》，日文本，卷2，第80页。
注21：迁善之助，《日本文化史》，日文本，卷1，第247页。
注22：《续日本纪》，元正天皇养老8年2月条。
注23：《日本书纪》，持统天皇7年正月条。归化汉人将唐代上元灯节，看灯时的歌舞，传入日本，形成踏歌。
注24：第六节的主要参考书为：迁善之助的《日本文化史》，日文本。木宫泰彦的《日中文化交流史》，胡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