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宋元时期的中日关系
第一节 五代十国时期的中日关系
一、吴越国与日本间的友好往来
唐亡国后，北方黄河流域在大约五十年内，梁、唐、晋、汉、周五个王朝递相兴衰。因此，这些国家无力发展对日关系。南方长江流域吴、南唐、吴越、楚等十国各自为政，也无力发展对日关系。惟独吴越国是个例外。该国占据唐代对外贸易的中心扬、明二州，得天独厚，拥有发展对日关系的一切条件，因此两国间的书信往返和贸易关系，从未中断。
吴越国王钱谬在公元九二三年即王位时，为继承和保持唐代：与东海各国间的贸易关系，曾册封“海中诸国”。（注1）但是，决定停止派出遣唐使的日本，不想与吴越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只通过吴越国的商人传递国书和信息，保持着半官方的联系。
日本来雀天皇承平五年(公元935年)九月，吴越商人蒋承勋至日，向天皇政府献羊数头。（注2）商人赴日贸易，一般无需向天皇政府贡献，蒋承勋献羊的目的在于试探。天皇政府接受了蒋承勋的礼物，并于十二月派出交易唐物使藤原清盛，去大宰府主持与蒋承勋的贸易。（注3）蒋承勋明白，
日本极需与吴越进行贸易，回国
后立即报告吴越王钱元灌。转年承平六年(公元936年)七月，蒋承勋来日，通过大宰府呈吴越王国书于天皇政府。八月大宰府将左大臣藤原忠平给吴越王的回信，交蒋承勋带回。（注4）天庆元年(公元938年)七月蒋承勋再次至大宰府献羊二头，并呈交吴越王的书信，八月大宰府以布回赠蒋承勋。（注5）天庆三年(公元940年)七月左大臣藤原仲平的回书交由蒋承勋带给吴越王。（注6）上述双方的往来信件未能传留下来，其内容已不可考。但从日本文献中保存的另外两次日本致吴越王信件的内容看，主要是双方互相致意，互赠礼品，维持友好通商。这两封信是，日本天历元年(公元9．47年)闰七月左大臣藤原实赖致吴越王钱弘佐、天历七年(公元953年)七月右大臣藤原师辅致吴越王钱弘椒的回信。（注7）上述两信，左、右大臣都言及“恐交于境外”和“交不出境”的话，由此可知，日本愿意把关系维持在半官方的程度，而不发展正式的
外交关系。
两国间的往来不仅限于贸易，也有文化交流内容。吴越王钱弘椒在位期间，祟信佛教，兴建寺院，搜求佛经。当他阅读《永嘉集》时，有几处教义不明，去问天台僧义寂。义寂告诉他，“自唐末丧乱，教籍散毁。故此，诸文多在海外。”（注8）钱弘椒遂遣持礼使盛德言赴日，（注9）请求教典。宋初，杨亿在《谈苑》中曾谈及此事：
吴越钱氏，多因海舶通信。天台智者教五百余卷，有录 而多缺，贾人言日本有之。钱椒(即钱弘椒——引者)寓书于其国王，送黄金五百两，求写其本，尽得之。（注10）
天台宗是留唐日僧最澄回国传播的。最澄于唐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回国，钱弘被在日本天德元年(公元957年)派使者赴日求取教典，前后不过一百五十余年。日本从接受中国教典到开始向中国传授教典，其文化发展速度之快令人赞叹。
二、梁、吴越国与日本的贸易关系
唐亡后，五代十国递起递灭，战乱频仍，当时中国极不安定。在对日关系方面除吴越国保持半官方的交往外，其他各国都无往来。但是在唐代发展起来的对日贸易仍在继续，只不过规模比以前小。延喜九年(公元909年)闰八月，后梁商船至日，天皇朝廷今大宰府检点货物呈送货单，十一月大宰少典送梁商货物及孔雀至京。（注11）延喜十九年(公元919年)后梁商人包置求送大宰大贰孔雀一尾，由交易唐物使转呈天皇。朝廷命将孔雀在仁和寺展出，同时，令交易唐物使藏人所出纳当麻有业展出交易来的商品。（注12）延喜二十年(公元920年)五月为加强对梁的交易，藏人所招试懂汉语者任为通事，（注13）八月梁商人入京。（注14）
自吴越国钱缪在公元九二三年称王后，去日贸易的主要是吴越商人的船舶。因为吴越国地据唐代对日贸易中心扬、明二州，商人集中，商业资本雄厚，而且是造船基地，造船技术工人多，造船技术先进，掌握东中国海季节风规律的舵师多。因此，尽管吴越国商船赴日往返皆走南路，但很少象遣唐使船那样经常遭风
毁船。吴越国的商船规模从现有史料看，比日本遣唐使船略小。乘人百名左右，载重三十斗上下。（注15）所载货物从日本文书《日本纪略》、《扶桑略记》、《百练抄》等所记，大致为：孔雀、羊，等(多作为礼品赠送)、香料、药品、锦、纺、美术工艺品、银等等。船舶往返次数较遣唐使船次多，据史载，从唐亡至宋建国五、十余年内，约十五次，（注16）平均三年往返一次。在同一时期，日商船无赴中国贸易者。
梁与吴越商船赴日大宰府贸易，其形式与唐时相仿，但大宰府官吏利用职权暗中渔利，太政官规定之各种制度名存实亡。到天历年代(公元947年)以后，太政官实际已不再过问大宰府贸易事宜，而将其权力委交于大宰府和藏人府。藏人府派出的官吏不再是朝廷的代表，而是以和诸亲王、贵族、大臣等派出的私人代表具有的同等身份，去购买商品。每当梁、吴越商船到港，大宰府、藏人府等官吏和各家亲王、大臣的私人代表，身穿进口白绣汗衫，白绢裤子，白续袜子，云集大宰府，等待抢购。这些亲王、大臣的家中；连婢女都是“裳非齐统不穿，衣非越续不裁”，（注17）穿用全是舶来品。
注1：
《五代史．世袭列传》，钱谬传。《新五代史·吴越世家》，钱谬。
注2： 《日本纪略》，后篇，卷2，承平6年9月条。
注3： 森克已：《对外关系史》，日文本，第55页。
注4： 《日本纪略》，后篇，卷2，承平6年7一8月条．
注5： 《本朝世纪》，天庆元年7月、8月条。
注6： 《日本纪略》，天庆8年7月条。
注7： 原信见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译本，第228页。
注8： 《佛祖统记》，卷8，第15祖净光尊者。《释门正统》，卷2，义寂传。
注9： 《日本纪略》，后篇，卷4。村上天皇，天德元年7月， 3年正月条。
注10：杨亿，《谈苑》，转引自王婆楞的《历代征倭文献考》，第58页。
注11：《扶桑赂记》，卷23，延喜9年8—11月条。
注15：《本朝世纪》，天庆8年7月26日条。转引自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译本，1980年，第225页。
注16：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译本，1980年，第222—224页。
注12：《扶桑赂记》，卷24，延喜19年7月条。
注13：《扶系略记》，卷24，延喜20年5月、8月条。
注14：《扶系略记》，卷24，延喜20年5月、12月条。
注17：三善清行，上天皇意见书，秋山谦藏：《日中交涉史研究》，日文本，第2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