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宋元时期的中日关系
第三节 宋日贸易
一、宋日贸易的前提
在有宋一代(包括北宋和南宋)来日两国贸易始终继续不。衰，是有其客观基础的。首先是宋朝需要对日贸易。宋朝经济通过一段恢复时期后，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所发展。煤的广泛应用，促进冶铁技术、质量和产量的提高；铜精炼法的出现促进铜产量和质量的提高。与此同时，铸铜钱技术也相应地得到改善。自古以来就是传统出口商品的丝织品和刺绣，不仅恢复而且有所发展。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瓷器。这时的中国瓷器造形优美，质地极佳，外国视为艺术珍品。著名的瓷窑：定窑、汝窑、龙泉窑、景德镇各窑生产的瓷器驰名中外，是当时出口贸易中的珍品和畅销品。印刷业不仅出现铜版雕制技术，而且毕异发明了胶泥活字印刷术，推动印刷业迅速发展。造船业发展较快，在内河出现“百石船”，远洋航行的“客船”可载二千斜粟。政府使用的海船，长宽都比客船高出三倍。因此，宋船在海上航行，不仅有丰富的航海经验，而且船身坚固，经得起风浪。国内市场出现许多定期集市贸易，在大城市也恢复到唐代的商业盛况。在唐代长安和洛阳城，一般住宅区的坊内禁止商业贸易，入夜实行宵禁。商店都集中在指定的市区。北宋初，大城市的商业贸易开始突破宵禁和市、坊限制，商业交易可以日改进行。在对外贸易方面，从东方日本、朝鲜至南洋群岛、中印半岛、以及西方阿拉伯国家都有贸易关系。如果这些地方和国家的商人来得少时，宋政府还派使臣去招揽。贸易的方式有几种， “朝贡”和“回赐”是官方贸易形式，商品可免交商税。由市舶司管理的是民商贸易。外国商人赴宋贸易都归市舶司管理。由于宋朝注意对外贸易，因此，宋商船赴日贸易从未中断。
其次，日本国内状况要求发展对宋贸易。在北宋建国之初，日本曾下令，对来日贸易的宋商船，限定每三年来日一次。（注1）同时对本国商人则严禁出海贸易，如有违犯，处以流刑。宽德二年(公元l045年)，筑前国清原守武入宋贸易被发觉，货物没收，本人被流放佐渡岛。（注2）宽治六年(公元1092年)大宰府的大宰权帅中纳言藤原伊房和对马守藤原敦辅，暗中密谋遣僧明范入辽，贩卖禁止出售的武器。第二年事情暴露，伊房被撤职降级，直到死前方始恢复位阶正二位，但未能恢复中纳言职。（注3）辽国灭渤海’国后，曾派使入日但遭拒绝。北宋时期除宋商船外，没有任何国家商人入日贸易。
但是，日本禁止对宋贸易或者禁止宋商入日，是极其困难的。因为日本贵族生活对宋商品的需求日甚一日，朝廷下令禁止，但 执行禁令的官吏本身就是宋货的需求者。延喜十四年(公元914年)三善清行上天皇的意见书中有这样的记述：
臣伏现贞观(公元859—876年)、元庆(公元877—884年)之世，亲王公卿皆以生筑紫绢为夏衫，曝纶为裤面，东绒为袜，染纺为鞋面。而今诸司史生皆以白嫌为汗衫， 白绢为裤面， 白绫为袜，茧褐为鞋里。其妇女以至下婢，裤非齐纨不穿，衣非越绫不裁。染红袖者，其费万金，捣练衣者，柞落洞穿。
故见其僖差，则竟相效仿；看其俭约，则递以嘲嘴。富有者夸耀其志，贫贱者耻其不及。（注4）
从这封奏折里可以看到，唐代贵族的糜烂生活方式感染了日本的上层社会，到北宋初期，一般官吏已不再穿日本出产的丝织品，甚至连其婢女亦皆穿戴进口衣服。紫式部的日记中，记载当时大纳言在正月初十到初三宴会上的衣着。每天一套唐式衣裤，浓淡相配；颜色样式不相重复。连内傍跑穿唐武衣服，（注5）在这个时期日本文人撰写的小说、评话、传奇等。如《荣华物语》、《源氏物语》等书里人物的衣着样式、质地，全是唐式的和从唐进口的。应该指出的是，日本在北宋时期自产的丝织品已达到相当水平。日本全国各地豪族、贵族以及后来的庄园主中，很多人开设．丝织、染色等手工作坊；各作坊拥有织工、染工近二十余人，能织、染各种丝织品，完全可以满足贵族的需求。然而富有的贵族却不愿穿国产的丝织品，竞相以高价争购进口货。本来奈良、京都地区冬季并不太冷，可是为了仿效唐式服式，日本贵族在冬季居然也穿上黑貂裘。貂裘一时流行颇广，致使天皇不得不下令，
除参议以上官员其他人禁止穿用。（注6）贵族为了保存及熏香衣服，制成唐式熏笼，熏制衣物。这就需要香料，如沈香、府香、丁香、檀香等，而这些全需进口。据中国史书记载，日本的纸已成为唐、宋各代上层所喜爱的文房用品之一，可是日本贵族正相反，把唐、宋纸列为喜爱的文房用品之一。（注7）唐代贵族腐朽的生活方式如斗鸡，双六等都为日本贵族所接受，竟然成癖，以致政府不得不下令禁止。（注8）贵族所饲养的禽鸟、动物，如鹦鹉、孔雀、甚至猫，花草如牡丹、蔷薇等都要从中国进口。
另外，寺院生活在这个时期也趋于奢侈。日本的佛教与国家和社会、政治和生活，结合得极为密切，在一切场合，都要举行宗教仪式。为祈祷国家的平安，召集僧人在紫庚殿诵经，生皇子要召集僧人祈福，建筑宫殿要作佛事，流行疫病、发生旱灾、风灾，都要召集僧人诵经。请僧人少者数十人，会者数百人，诵经少者几天多者长达几个月。在修行佛法时，需孔雀尾、大曼茶罗二帧、素衣绢七丈、苏七合、密七合、名香(白檀、沈水香)、五宝(金、银、琉璃、真珠、水晶)、五药(人参、获令、天门冬、甘草、白芥子)、五香(熏陆、白檀、苏合、龙脑、安息)、五谷(稻谷、大豆、小豆、大麦、胡麻)等，其中许多都要进口，尤其是香料更需进口。天平六年(公元734年)和八年(公元736年)平城宫皇后赠赐法隆寺的香料计有：熏陆香七百一十五两，沈水香九十六两，浅香七百八十八两，青木香二百一十九两，白檀香一千五百三十三两，丁子香八十四两，安息香七十两，甘松香九十六两，苏合香一十二两。（注9）这些香料只是
一座寺院中的一笔，其他小寺不计在内，以奈良、平安时代的著名寺院：药师寺、元兴寺、兴福寺、大安寺、东大寺、延历寺、园城寺等大寺合计，则一年所需香料是十分可观的。
最后，日本朝廷和大宰府官吏从贸易中获得极大益处，也是对宋贸易难以禁止的重要原因。如万寿三年(公元1026年)，作为大宰府进奉使从事贸易的周良史，被称作“随父往返，有如随阳之鸟”。(注10）大宰大贰藤原惟宪在长元二年(公元1029年)七月任期满回京时，携带很多珍宝、唐物，被时人称作“贪欲者”。（注11）以对宋贸易为业的观世音寺别当宴，“以交易为业，每次致富千金。”（注12）这些从贸易中致富的官吏，是不愿减少或限制对宋贸易的。
二、北宋的对日贸易
北宋时期的对日贸易，主要是民商贸易，因而中国史书很少记述，日本史书虽然有所记述，但也不全。根据现有资料，北宋一百六十余年间，宋商船赴日次数约为七十次，（注13）比五代十国时期尤为频繁。经常赴日贸易的宋商如朱仁聪、周文德、周文裔、陈文佑、孙忠、李充等名字，为当时日本贵族、公卿、富豪等所熟知。宋商到日后的交易方式，仍依唐例。商船进入博多湾，监视所派人去检查并上报大宰府。大宰府派通事至该船验看来市舶司发给的公凭(即护照)、船员名单、所载货物的品种名称，然后呈报太
政宫，等待批准交关贸易。太政官接到大宰府报告，即行召集有关大臣公卿会议，一经决定准许贸易，该商人的食宿(从进港起至回国启航止)由鸿炉馆按例供应。宋商船赴日所载货物大体为：锦、绫等丝织品，还有瓷器、药材、香料、苏芳、书籍、文房具等。这些商品在日的售价相当昂贵，随成寻入宋的通事张泳买麝香十三个，在日本价值白米五百石。（注14）由此可见对日贸易所获之利是多么巨大。宋商售完所带的货物，又购进日货运回宋朝出售。购自日本的货物大体为：砂金、水银、硫磺、木材、工艺品、日本刀等。宋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明州知州马琉特请旨招吴中商人去日，购买硫磺五十万斤。（注15）此外，日本的工艺品别具特色，工艺水平很高。如金银蔚绘、螺钿器皿、水晶、日本玉、木念珠、真珠、屏风、日本扇、日本刀等，很受宋人的喜爱。宋都东京相国寺市场上出卖的日本漆柄折扇，极为精美，扇面的淡粉画，来人誉为“笔势精妙”。（注16）螺钿器皿也深受欢迎，被誉称“物象百态，颇极工巧”。（注17）日本刀尤为宋人所爱，著名文学家欧阳修曾写“宝刀歌”诗一首，赞美日本刀。一把精巧的日本刀，在宋价值“百金”。（注18）宋治平时期(公元1064—1067年)，宋商人在博多湾以七十贯文或六十正绢买一颗“阿久也玉”(即日本尾张蚌珠)，回国后可卖五万贯。（注19）宋商在对日贸易中一个往返所获之利，是难以估计的。因此，宋商赴日的船只逐年增加。
宋商船入日船次，最初大体上为一年一船次。自日本永延二年(公元988年)起，一年为二船次，到宽弘五年(公元1008年)，增至一年三船次，万寿三年(公元1026年)增至一年四船次。（注20）宋船入日次数和人员的增加，同时就增加了大宰府鸿炉馆接待的费用。加之，这时日本国内农民破产，税收来源枯竭，国库空虚，根难拿出巨额款项来维持宋商的食宿费用，但又不能禁止宋商赴日贸易。所以日本朝廷从宋商来日最多的一条天皇时期(公元987一1011年)开始，对来日的宋商船发给官碟，规定年限实行定期贸易。但是，宋商在巨额利润的诱惑下，不想遵守规定经常提前来日贸易。不按规定年限来日的船只被查出后，有时则拒绝该船
入港。日本永承元年(公元1046年)、三年(公元1048年)不按规定年限来日的宋商船，朝廷下令不准入港。（注21）但是，宋商总是能够找到办法入港贸易的。大宰府不准入港，就以船遭风漂来日本的借口，进入日本其他港口，诸如若狭、但马、越前等距离京都较近的地方贸易。例如：日本长历元年(公元1037年)五月来
日宋商慕曼诚、宽德元年(公元1044年)五月至但马国的宋商、永承三年(公元1048年)八月、康平三年(公元l
060年)都有宋商船漂流至日本各地进行贸易。（注22）不按规定地点和时间到日本各地贸易的宋商，由当地官吏上报太政官，经议决或拒绝贸易令其返回，或发给安置符准以大宰府例进行贸易。上述康平三年来日
宋商林养；俊政以漂流为借口到越前国，经议决准许贸易，而永
承三年八月的宋商即被驱逐。
三、南宋时期的宋日贸易
自武家平清盛执政以后，南宋与日本的贸易发生巨大变化。往来于东中国海上的商船除宋商船外，又增加了日商的船只。平清盛和以后源氏镰仓幕府的对宋贸易政策，除从贸易中获取巨额利润外，尚有国内的原因。这就是日本庄园制的逐渐形成。早在北宋末期，日本的统治阶级上层亲王、公卿、贵族，就在全国各
地拥有庄园。庄园对天皇政府保有独立性质，不向国家纳税，国家官吏不得干预庄园内部事务，所谓“不输不入”。由于庄园的逐渐增多，国税收入减少，迫使天皇朝廷自永观二年(公元984年)、宽德二年(公元1045年)、天喜三年(公元1055年)接连三次，下令停止新立庄园。但是，设立庄园的行动，天皇政府的一纸命令是难以禁止的。例如，伊贺国国小土地少，而处在该国的伊势大神宫的“神户”田(为神宫种田的农户，与庄园同样)和贵族公卿的庄园，共占该国田地三分之二以上。当天喜三年(公元1055年)天皇政府颁布停止新设庄园令时，伊贺国派大判官代正助去东大寺查收黑庄园(即无批准手续的庄园)。东大寺僧人以武力捆起大判官代正助，并将其下役剥去衣服。天皇政府对东大寺束手无策，只得降诏效免，不再查收黑田庄。庄园势力之大，由此可见一斑。庄园主为了自家的需要，在庄园内设立手工作坊，生产自己所需产品。由于产品增多，剩余产品即进入市场。到平安朝末期，具有特色的产品，如阿波的绢、越前的绵、常陆的续、但马的纸、淡路的墨、播磨的针、备中的刀、武藏的铠、能登的釜、河内的锅、备后的铁、越后的漆等，以及长门的牛、陆奥的马驹、信浓的犁、丹波的栗、越后的鲑、周防的醋、山城的茄子、飞弹的饼、镇西的米等，各地土特产品开始在全国
各地内贩运。（注23）商品流通需要货币，但那时庄园互不相属，无论任何一个大庄园也无铸造货币的政治、经济力量。日本天皇政府自铜和元年(公元708年)至天德二年(公元958年)，在二百五十年间共铸铜货币十二次之多。但所铸出的铜钱，因技术、铜质低劣，同一种币值则大小份量不一，以至不能当作货币流通，只能按铜的份量作价使用。到一条天皇时代(公元984年以后)，日本自铸钢币完全停止使用。而宋代铜币就成为日本国内流通的主要货币。
平清盛极力主张对宋贸易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派出日本商船去宋朝交换铜币。平清盛之父平忠盛早在日本长承二年(公元1133年)，即插手对宋贸易。这年八月，宋商周新船驶进博多湾，恰好停泊在天皇领有的神崎庄园界内。大宰府按例派人去检查验证，但备前守平忠盛以船停在天皇庄园界内，大宰府无权干预庄园
事务，不得进庄园领内检查。平忠盛以奉“院宣”（注24）名义，亲自主持宋商船的贸易。（注25）自此以后，宋商船常绕过大宰府与平忠盛和其他庄园主进行贸易。平清盛执政后，撤销禁止日商出海贸易的命令，日商船可以自由出海。宋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日商藤太明至明州，殴打宋商郑作致死。（注26）这一事件发生在平清盛执政之后八年，可见日商船早已至南宋贸易了。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日商船遭风漂至明州，粮、钱皆无，百余人行乞去临安。明州州宫将此情况上报，南宋政府令每人发粮二斤、钱五十文，待日商船至即行遣送回国。（注27）治承初年(公元1177年)，平
重盛曾命筑前国宗像氏之子许斐忠太妙典入宋，去明州育王山市施黄金。（注28）妙典是日本商人，先后入宋七次，以其丰富的航海经验，著书《海云记》，颇受航海者的欢迎。
正在日商船展开对南宋贸易的时候，平清盛倒台，源赖朝开幕府于嫌仓(公元l192年)。嫌仓幕府和平氏一样热衷于对南宋的贸易，因而宋日贸易并末因日本朝廷执政者的变化而受到影响。相反，日商船入南宋者日见增加。宋淳熙十年(公元1183年)、绍熙四年(公元1193年)、庆元五年(公元1199年)、庆元六年(公元1200年)、嘉泰二年(公元1202年)都有日商船入南宋，或遭风漂至沿海州县，受到救济的记录。（注29）日商船争先驶向南宋的情景，在当时有下述描写:
倭人冒鲸波之险，舶船相衔，以其物来售。（注30）
这条记述，充分说明日商赴南宋贸易的情况。日商载至南宋出售的商品，大体与南宋商人至日贩运的商品相类似，而且与北宋时期亦无大区别。但由于日商的增多，从日本贩运至南宋的商品种类略有增加，其中以木材和稻米较为突出。日本木材的出口与日本入宋僧人有某些关系，如荣西、重源、辨圆、湛海等，都曾
在日本筹办木材运往南宋，兴建寺庙。（注31）木材多为杉木、罗木、松木等，长四十余尺，径三、四尺，将其解为访板，运至泉州出售。（注32）至于稻米的出售，在中国史书中未见记述，但据日本史料记载，似乎是大宗贩运商品。日本宝治元年(公元1247年)十一月，幕府因九州大米出口过量，竞不得不发出命令，
禁止出 口。（注33）
另方面，日商至南宋贸易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获取南宋铜钱。北宋和南宋商人至日贸易时，常要求日方以砂金付款，因而日商至南宋贸易也多带砂金以换取铜钱。日商携带黄金最多的年代，总额近四、五千两之多。（注34）这些黄金虽不能全部换成铜钱，但总有大部分可以换成铜钱的，加上贸易中所得的铜钱，每次日商赴南宋总会带回大量铜钱。因此，南宋铜钱外流十分严重。铜钱外流，自北宋时期就曾三令五申，一再禁止。但那时主要是以来商携带的形式流到日本，现在，日商直接偷运，遂使南宋出现铜钱
严重短缺。南宋政府被迫在市舶司设置专门官吏，监督制止铜钱外流。每当商船起锚之时，南宋官吏即登船检查，是否携带非法铜钱。有时官吏随船监视，直到该商船开入大洋后方回，防止其他船只中途私贩铜钱与该船进行非法交易。南宋政府为解决铜钱外流问题，致意日本幕府要求减少赴南宋日商船数字，而幕府也因稻谷和其他物资外流过甚，遂同意减少日商船出海船只。建长六年(公元1254年)四月二十九日，幕府命令大宰府，赴宋商舱每年不得超过五只，超过者予以销毁。（注35）可是，禁令没有影响末日间的贸易，双方商船往来依旧络绎不绝。甚至在元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元军攻取宋都临安、占领明州后，赴明州的日商船因元军不准进港贸易，方始被迫回国。（注36）
注1： 《贞信公记》，裁森克已等：
《对外关系史》，日文本，第59页。
注2： 《百练抄》，卷4，宽德3年8月条，水承3年12月条。
注3： 《百练抄》，宽治6年6月26日，7年2月19口，嘉保元年8月6日各条。
注4：三善清行上奏意见书。转引自秋山谦藏，《中日交涉史研究》，日文本，第246页。
注5：《紫式部日记》，载秋山谦藏，《中日交涉史研究》，日文本，第261页。
注6：《延喜式》，卷41，弹正台。收《国史大系》，卷26，第911灭。
注7：秋山谦藏，《中日交涉史研究》，日文本，第271页。
注8：《延喜式》，卷41，弹正台。收《国史大系》，卷26，第912页。
注9：《法隆寺枷兰缘起并流记资财帐》，载秋山谦藏，《日中交涉史研究》，日文本，第281页。
注10：《字槐记抄》，仁乎元年9月24日条。《宋会要》，食货，38，市舶。周良史父为宋商归化日本，母为日本人，曾任大宰府进奉使，后经商。载秋山谦藏，《日中交涉史研究》，日文本，第234页。
注11：《小右记》，载秋山谦藏，《中日交涉史研究》，日文本，第248页。
注12：《中右记》，载秋山谦藏，《中日交涉史研究》，日文本，第248页。
注13： 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译本，第238—243页。
注14：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载藤田元春，《上代日中交通史研究》，日文本，第339页。
注15：《宋会要》，食货，38，市舶条。
注16：《皇朝类苑》，卷60，风俗杂志，记日本扇条。
注17：宋方勺，《五朝小谱》，泊宅编。
注18：《欧阳文忠公全集》，卷15。目前有的学者认为，宝刀歌非欧阳修所作。见谭彼岸：
《‘日本刀歌’作者考》，《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3月号，第290—292页。
注19：藤田元春， 《上代日中交通史研究》，日文本，第317页。
注20：木宫泰彦， 《日中文化交流史》，胡译本，绍238—243页。
注21：《百锈抄》，卷4，永承元年10月3日、3年8月11日条。收《图文大系》，卷11，第23贸。
注22：《百练抄》，各年条．收《国史大系》，卷11，第23—24页。
注23：秋山谦藏： 《日中交涉史研究》，日文本，第321页。
注24：太上皇或法皇发出的命令、公文叫作院宣。
注25：《长秋记》，收《史料大成》，7，第166页．
注26：脱脱，《宋史》，外国7，日本国。
注27：脱脱，《宋史》，外国7，日本国。
注28：木宫泰彦： 《日中文化交流史》，胡译本，第294页。
注29：《文献通考》，四夷考，日本。
注30：《开庆四明续志》。卷8，竭免抽博倭金条。参见木宫泰彦：
《日中文化交流史》，胡译本，第295页。
注31：木宫泰彦： 《日中文化交流史》，胡译本，第302—303页．
注32：赵汝括， 《诸番志》，卷下，倭国条。
注33：《帝王编年记》，卷25，宝治元年11月条。收《国史大系》，卷12，第409页。
注34：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译本，第302页。
注35：《吾妻镜》，建长6年4月29日条。《国史资料集》，卷3，第579页。
注36：《建治三牢记》，载本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
胡译本，第2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