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明代与清代初、中期的中日关系
第一节 明日堪合贸易的组织结构及其贸易活动
一、日本勘合贸易船的组织形式及其经营状况
明日两国一衣带水，往来以船。日本幕府对明贸易所用之船称遣明船，因为贸易是采取进贡形式，又叫做进贡贸易，特别是日船入港需要持有明政府发给的勘合作为护照，所又叫做勘合贸易，而船则叫做勘合贸易船。
勘合贸易所载货物大致为以下几类：
（一）以幕府将军亦即日本国王的名义，向明政府的进贡物，这是两国官方贸易商品：
（二）附载物：其中分将军附载物、各大武士、守护大名、大寺院等附载物、商人和水手附载物。附载物的一部分，如将军、各大武士、守护大名、大寺院等的商品，以及大商人中的一部分商品和进贡商品一道运到北京贸易。其余商品在宁波市场或杭州市场出售，有时也在去北京的途中贸易。
勘合贸易船的组织形式与以前天龙寺船无本质上的区别，但其组织者不同。按组织者的变化情况，勘合贸易船可分为二期。第一期主要是义满、义教将军时期，组织者主要是幕府将军，其他大武士、守护大名和商人，都按幕府的要求组织起来，由幕府任命的贸易正使率领，赴明贸易。第二期的组织者发生变化，将军的控制能力与财礼逐渐减弱，幕府将军只能作为伙伴的身份出现。到第二期的中、末期，幕府连伙伴的身份也没有了，只是由各地大名名义上捎带将军的进贡品和附载物，回国时，带运明朝政府的赠品和将军的附载物。
船只是组织者在组织勘合贸易时的第一件大事。在前述的第一期时，大体由组织者筹款现造。第二期以后，在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的基础上，各大武士大商人，尤其是西部的，都备有现成的远洋航船，因而出现了租赁船。
经常往来于明日间的大船有：
丰前门司的和泉丸，载重二千五百斛（计量单位，古代为十斗一斛，南宋后改为五斗）；寺丸，载重一千八百；宫丸，载重一千二百斛；周防富田的弥增丸，载重一千斛；上关的药师丸，载重五百斛；深沟的熊野丸，载重六百斛等等。（注1）
这些属于西部门司、富田、上关、深沟等港口船主的船，平时在国内租给各大武士守护大名，运送货物乃赋粮。在组织勘合贸易时，组织者与船主协商，出家租凭。
据日本永享四年（公元1432年）寺院十三家联合租赁八幡丸时，在合股经营的协议书上标明：租凭费三百贯文、船舶及用具修理费三百贯文（出国前和回国后的修缮费）、原船舶头（船长）、协船头（大副）、知库、重付、柁工、水手——统称船方，在租赁期间的生活费及工资，由租凭者付给。船方大体上约四十人，每人工资十贯文计四百贯。此外，全船人员的食用粮米、水、菜、医药以及其他杂用，共需五百贯。以上各项合计需费一千五百贯，组织者必须事先筹措这笔经费，才能组成一条勘合贸易船。当然，这笔经费还要视船的大小而增减。
组织者筹措这笔经费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榨取自本领地的农民，其二，索取自参加勘合贸易的商人。例如，日本明应八年（公元1499年）组织者规定：乘船商人每人交乘赁费二贯文，带一驮（注2）货物交十二贯文，带十驮以上者可免交乘赁费，同时可再带船员一名，带二十驮者可带二名。这些收入用于赁船、修船、采购赴明货物以及为申请勘合而赠送的礼品等。（注3）
除此之外，乘船商人自明贸易归来之后，组织者还要按其所得值十抽一，征收抽粉钱。因此，商人及其所带货物的多寡，就成为组织者极为关心的事情了。往往在组织勘合贸易船时，组织者到博多等处招揽商人参加。这样商人逐渐地就成为了勘合贸易的核心，组织者为适应这样的状况，就随之逐渐改变了经营方式，由原来的抽分制演变为承包制。原来意义上的组织者在取得勘合后，不再亲自去进行上述各方面的组织工作，而是将勘合以一定的金额承包给大商人，主要是界町的大商人们。例如文明十五年（公元1483年）幕府的二条勘合贸易船就以每条四千贯文的价格承包给界的商人。这等于是商人们事先预付了十一的抽分税，以后的亏赚就与组织者无关了。这种承包制在细川氏的势力范围内较为流行，在大内的势力范围内，仍然是以征收抽分税为主。
其次，勘合贸易船的乘员结构，大致上分为下列三个部分。
官方人员：正使、副使、纲司、居座、士官、从僧、通事、总船头，分乘各号船，平均每船约为六、七人，而正使所在的一号船约为十五人。这些人由幕府、大武士、大寺院等派出，而充任正使者，几乎都是京都五山各大寺的名僧。正使由将军任命，持国书、别幅、贡物明细单，乘一号船。至明后，统率全体成员作为日本国王（将军）的代表，在奉天殿陛见明帝，呈表文，进贡品，参与商品的议价、组织贸易以及与明政府交涉等活动。正使以下管理准许携带仆人一到十人。一号船官吏多，仆人多，大体在六十人左右，二、三号船将减少半数。此外都是招揽来的商人，约在三十到五十人左右，其余均为“船方”。这样每条船平均在百人上下，一号船通常为大船，可乘坐一百八十到二百人。
居座（僧人）和士官（俗人）是勘合贸易船的实际管理者。按规定每船二人，但他们大多是大武士的代表或家臣，该船合股的大武士多，这类官吏就多。多于规定名额的叫做“外官”。这些人可以招揽商人并从商人的交易额中提取分成。
从僧，是跟随正使的僧人，但不是仆从关系，他们大多代表正使办理事务，类似秘书的职务，有时与正使为师生关系。因此地位较高。成化十九年（公元1483年）正使子朔周韦圆寂后，就是其弟子从僧圭莆周章代理正使归国。
通事，各船二名，大多为加入日本籍的汉族人，他们由幕府支给薪俸，充作翻译。例如曲祥，原为明永平人，十四岁其父为金山百户，后被倭寇掠去日本，出卖为奴。偶因机遇被义满将军召去当翻译，更名元贵，取妻生子。宣德年间随勘合贸易船来明，上表陈情，回金山探母。宣宗曾手谕义满，令善视之。后又入明，得宣宗诏许，归里养母。（注4）
客商和从商人。客商又叫客人众。他们是勘合贸易的组织者、官吏招揽来参加勘合贸易的商人，在勘合中记载他们的人数和货物，具有正式贸易团员的身份。他们每人可以招揽二名商人，叫从商人。从商人的货物算在客商股份内，给客商以十一抽分。从商人教多，一些关原的仆从可以由从商人充当，船头可以招揽从商人或以从商人担任船方各种职务。从商人和客商越多，则该船关原和回国后征收的十一税就越多。从这一结构可以了解勘合贸易的实际内容。
最后，是勘合贸易中进贡货物的筹措。向明帝进贡的货物，最初大部分是从将军府库藏中拨出，一部分特产如硫磺、铜等，由拥有该特产的大武士守护大名等提供，而且大体上是无偿提供。后来将军经济势力削弱筹措不出，便由各大武士提供。如应仁二年（公元1468年）的进贡中，土歧氏提供铠一领，三宝院提供三对屏风，斯波、细川、山名等各提供马一匹。玛瑙由五山各寺提供十二快，加贺守护提供五块。硫磺由大友氏和岛津共提供四万斤，一万斤为贡品，三万斤为给价贸易品。这些货物都装在一号船内。后期，幕府无力经营勘合贸易船时，那一家经营一号船，他就要负责经营进贡品。将军的附载品给价贸易品也大体上如上所述。但后期将军无权时，有的大名就不愿意提供了。
二、明对勘合贸易的各项规定和日贸易使团在明的活动
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明朝政府于明州、泉州、广州设市泊司，其中浙江市泊司是专为了管理日本进贡贸易而设的机构。这机构曾一度撤消，永乐初重新恢复，名叫市泊司提举司，隶属布政司。司置提举一员，从五品，副提举二员，从六品，吏目一员，从九品，主持进攻贸易事宜。后来太监成为这个司主宰者。浙江市泊提举司设在宁波，接待安置外国进贡使者的驿馆安远驿在其附近。日本贸易使团进出港口，都在这里食宿。
日本勘合贸易船到达定海时，由定海巡检司派船检验政见，如无国书则不准许入港。明以前并不如此，自明、日永乐年间建立外交勘合贸易关系后，方形成这种进港手续。因为明初倭寇严重时，“九州海滨以贼为业者五船十船，号日本使而入大明，剽掠沿海郡县。是以不持日本书（指国书）及勘合者，则坚防不入。此彼方（指明朝）防贼，此方（日本）禁贼之计也。”（注5）定海巡检司的检查手续相当烦琐，以景泰四年（公元1453年）东洋允澎所率日本勘合贸易船为例：
四月六日船至普陀山，七日明船来问，使臣、通事姓名、贡物、驾船人数、起程日期，呈报宁波市泊司。市泊司再派船询问，哪一代国王（既将军）差遣，持哪一年勘合，有无国书，船来几只？进贡何种方物，正副使臣、居座、士官、从僧等姓名，商人若干，水夫从人若干，进贡的刀、枪、铠甲若干，马匹若干，后面是否有迟到船只、船名号等。问明之后，按勘合底薄验证比对后，方准驶入宁波港。十日，浙东沿海将军刘万户率彩船百只来迎，赠送礼物。马大人赠饮水一船，马大人赠酒一樽。十二日，船至沈家门，牛大人、马大人、刘氏、王氏等诸官人乘画船五十余只，吹号角打鼓绕船一周，表示欢迎。（注6）
日本使团离船登岸后，由提举司官员引导至安远驿嘉宾馆休息。安字一号房住正使、二号房住纲司、居座，以下官员依次居之。其余客商、船方等人就近寻找住处拨给粮食、菜金食宿。
接着提举司官员按勘合所填贡品、货物、武器等逐一检查后，收藏于提举司东库。
最后，提举司逐级上报明政府，等候批准进京人员及时间。进京人员初期大约在三百至三百五十人，弘治年间因发生使团人员持刀杀人事件，被限定在五十人之内。
在等待礼部进京通知来到之前，提举司设宴招待使团两次。礼部批准进京的回复到达后，立即按规定人员进京。进贡方物中的马匹、金银器皿、珍宝之类的贵重品，装车运送至京。苏木、胡椒、硫磺、铜等大宗货物，造册呈报后，运送至南京库内。此外，一部分附载物品也随车运至北京贸易，其余留在宁波等地贸易。通常由宁波府官、千户、百户、市泊司通事等组成护送团同路护送。从四明驿乘船，自钱塘江入杭州，经运河北上。沿途由各驿站供应粮、菜、役夫、车、船、驴、马等脚力和工具。大约需四、五十日方能抵达北京。
到北京后住进会同馆，设宴招待，在奉天殿朝见天子，如贡马时，天子在奉天门参观贡马，然后赠宴。会同馆住有各国进贡使者，往往互相拜访。据《允澎入唐记》记载，曾有南蛮、爪哇等国白余人和日本使团通信联系。在奉天们献贡物时，有许多外国使者列席参观。时值冬季，明政府自正使以下各赠冬衣一套。元旦，至奉天殿参加朝贺。一应理解过去后，日使便在礼部商谈贡物给价和贸易问题。议价交涉，有时需要经过几次反复才能安下来。贡物给价确定后，就开始进行附载物的贸易和购买货物。贸易完毕即行起程，按原路返回宁波。日本贸易使团在北京购买货物，有时是很多的。东洋允澎贸易使团进京时使用七十五辆车装云货物和附载商品。离京时装运回赠礼品和购买的货物，不算驴，马驮子，仅车已达一百二十辆。可见，贸易使团的交易额是很大的。在回宁波的路上，还可随时进行交易。东洋允澎一行在苏州至杭州里中收袁太监三万贯，在杭州受阮太监三万贯，从杭州至宁波时又收价款三万贯。
日本贸易使团至宁波后，提举司再次举行宴会招待，稍事休息，市泊司便拨下足够海上航行三十日的“关米”，穗即上船。
日本贸易使团自入宁波起至回国时止，不仅口粮、菜金等，而且进攻方物往返一应脚力，全由明政府供应，甚至回国途中的口粮也给予拨给。明政府不时的馈赠还不算入其中。算总起来，只日常生活供应这一项，按三百人计（其中六十名官员），每月约为三百八十余贯，每次贸易往返以平均一年计，明政府约支出生活费用五千余贯，相当于日本筹措一次三只勘合贸易船的全部费用。（注7）
明政府对日本勘合贸易使团的款待如此慷慨、周到，作为该使团成员曾两次入明的楠叶西忍入道，慨叹地说，明朝真乃“罕有之善政国也”。（注8）
三、日本勘合贸易团在明的贸易活动
明朝定例，四夷朝贡使到京，“有物则有赏，有贡则有赐。”（注9）贡，是指各国对明的贡品，形式上是臣属的象征，实际上是一种贸易方式。贡品一般不给价但回赠礼品，而回赠的礼品通常是多 于贡品的。物，是指进贡使携带的货物，明政府对这些货物按例给价收买或准其出售，给价收买部分如果认为给价低，亦可自行出售。（注10）当然，这些商品交易主要是在明政府各级官吏监督下进行的。
日本进贡使进京后，留在宁波的一部分商品，开始参加当地市场交易。在日商品进入宁波市场之前，宁波市舶司首先要按勘合所列货物进行抽分，（注11）抽分大体上类似现今的关税。但是，在明日贸易中特别是后期，由于怪寇问题，为了怀柔日商，抽分常得到特例减免。（注12）其次，市舶司代表明政府对日商品进行官买。官买部分主要是禁闱所需的奢侈品、大宗商品如硫磺、苏木等，以及违禁品如刀、剑等兵器。官买之后，在市舶司的监督之下，以官准牙行为中介入进行互市交易。（注13）日本勘合资易船一至宁被，官准牙行即从宁波、苏州、杭州等地虞集而来，等待与日商兜揽生意。牙行之多甚至迫使市舶提举司，在室内贴出纸牌，写着“示仰：大小行人不许擅入公厅，坐立喧嚷等事”。（注14）这里的“行人”就是牙行，设立牙行的目的在于控制商、民直接与日商进行接触。因此，日商进入宁波嘉宾堂后，规定不得私自外出买卖商品，一应交易由牙行中介进行。甚至一船日常生活用品包括食、宿用品在内，都不能直接上街私自购买，而要向市舶司提出购货清单及货款，由市舶司派人代为购买。日本位团对这种限制曾提出意见：
烦尊牌蒙教喻日：“今后使人等但有合用，俱开数目价银 送府。生等谨奉命矣。虽然，日用细故之事，岂堪逐一禀白乎?幸有馆夫，不如今渠买办。大率买卖交易，与守门军民，扉有私交通，且又日众出外等，荐禁固焉，甚无谓也。”（注15）
日使团对连购买生活用品都需要提出清单由官方代买甚为不满，要求不再由官府，而由嘉宾堂馆夫代买，以减少中介手续。不过这种限制在初期并不太严，如成化年间，
日本贸易使团常常藉故私自上街购买所需物品。据当时参加勘合贸易使团的成员事后回忆说，界市商人即使父子也不以实相告，假托：“参正使之房”，实际暗自入市。挑选丝、续罗、等质优价格便宜者购买。如果出来晚了，只能买到次品而且价格昂贵。（注16）但是，随着倭寇的日趋严重，这种限制也日益严厉。
在官买之后，由牙行中介进行贸易。牙行进入嘉宾堂，与日使团人员接洽，对日货协商议价，物价议妥后，便委托其代卖，同时购买所需商品。试以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湖心硕鼎和策彦周良所率勘合贸易团，在宁波的贸易情况为例。策彦周良等住进嘉宾馆后不久，六月二十四日，便有自称是钧（注17）云(周良的副手)的老朋友肖一宫牙行前来接洽。肖一官通过译员赠给钧云云鞋一双、手帕一方、息香二袋。双方商妥由肖一宫代为寻找买主。七月七日，钩云致肖一官信，将货物数目开出清单；其下标出价格，交给肖一官。同时在信中言明，个别牙行对货物给价太贱，相信肖一官“公道为本，不嗜其利，不高其
价”，如能这样，则日本使团众人的交易，“必当出足下(指肖一官)之手”。以后，肖一宫给钧云找到买主“郸县老爹”并通
知将于七月十日取货。但是，钩云因部分商品价格需要面议，故于七月九日再致肖一宫信。七月十日肖一宫与郸县老爹来议价并取货。商品售出；便托肖一宫代为买货。‘七月三十日，钧云又致肖一宫信。信中说明，肖一官差人送来所购商品“诸色样子”，经过日本商人互相评议，对白丝、红线、北绢、摺绢、缎子、药品等要买的留下，不买的交于来使带回。同时又另开一购货单交于来使，求肖一官去苏州各地选购上等货物。而且要求“凡诸般价值，公之所定与他人平均，则当如前诺。倘如他异而贵了，众议难服”。（注18）
在上述钧云致肖一官的三封信中，把日商通过牙行互市的情况，生动地再现出来。当策彦等进京路过苏州时，肖一官还到其住处拜访，并赠送礼物。由此可知，日使团的部分留宁波人员，通过牙行与苏、杭等地的明商业中心，进行大规模的间接的贸易。
此外，日商还可以商品质劣为由，申请市舶司批准，直接与生产者见面，以摆脱牙行的中介贸易。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八月二十日，策彦周良所率的日使团曾援旧例，以锻器质劣为由，要求请锻工来馆内面议定做锻器，即被批准。（注19）
由于中介贸易，一些奸诈牙行在买卖双方交易中，大搞欺骗，从中渔利，捞取巨利。前述宋素卿之去日，便是牙行欺诈的结果。宋素卿的叔父朱澄便是官准牙行，宋素卿之父朱漆匠，就是经朱澄的介绍与日商汤四五郎发生联系，为其购买漆器。由于朱澄的欺骗行为，朱漆匠难以归还汤四五郎的债务，只得以宋素卿抵
债。又如，正德六年(公元1509年)六月，勘合贸易船至宁波，杭州牙行高老官、孙瓒、潘五三人，受土官康胜和总船头重秋委托，卖黄金、红铜等，购买白粉、药，至正德八年(公元1513年)不见交货。康胜和重秋告到宫府，要求拘留对方家属为质索款。孙瓒只交出一部分白粉和药材，尚欠款五百两，‘官府将其房屋作
价一百两抵债，孙瓒逃走，其余四百两则无法偿还。（注20）
日商除在宁波市场进行中介贸易外，还有一部分商人允许去杭州贸易，以及进京日本使团在往返途中的贸易。在勘合贸易团按船三只人三百规定赴明时，因大部分团员都进北京，所以无去杭州者。但在船超过三只达到六只以至九只时，去京人员仍在三百入左右，这时便有一部分主要是从商人被批准去杭州交易。到后
期，由于赴京使团途中杀人，限制五十人进京时，则有大部人要求去杭州。如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了底桂梧所率贸易团三百余人，因上一次日使团途中杀人。这次只准五十人进京。其余团员上书援旧例要求去杭州。批准去杭州交易的日使团员，当然仍以牙行中介贸易为主。但因离开宁波市舶司，行动稍有自由，而
且购买商品的价格也较宁波便宜。日使团在往返途中的贸易，可分二类：其一，出售官买给价太低而末卖商品。如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东洋允澎贸易使团硫磺、苏木、铜等给价过低，从南京宫库取出；沿途出售，得袁太监、阮太监等近九千贯铜钱。与此同时，日使团还乘机倒卖明政府专卖商品。东洋允澎贸易团就在张家湾产盐地，购买大批盐，沿途私卖。其二，个人购买日用品或回国作为礼物赠送的物品。策彦周良在进京往返途中，曾以十二两银子，购买小食笼、锁、班竹箱、墨、纸、苏针、盆、箱
子、书籍等六十余种。（注21）当然，这种交易大多为小额零星商品，而且是直接交易，因而价格十分便宜。
日本勘合贸易使团在宁波等地的牙行中介贸易中，曾因牙行欺诈行为而遭受损失，反之日商也以同样奸诈行为欺骗各地商民。弘治年间日本勘合贸易使团至宁波，在交易中使用伪券，商民苦之，镇、巡等官员亦无良策对付。恰值沈希达任宁波府通判，到任后大书“天理人心，万里海面”八个大字，高悬衙署，召日商至，渝以道理，
日商知理亏，乃收伪券，偿还其值。（注22）
最后，日本勘合贸易使团在北京的贸易。
会同馆是明政府接待外国进贡使、贸易使进京朝见皇帝的食宿地方，同样，外国使团不得任意出入和去市场自由卑易。会同馆内设有市医，和交易规定。外国商人必须按规定在会同馆内交易。据《大明会典》规定：
(一)外国进贡贸易使团进京后，在会同馆内贸易五天。 (二)由各铺牙行入馆同外商两平交易，钱物两清不准赊欠。如故意拖欠致使外商不得起程者问罪，于馆枷号一月。
(三)不得私自交易。如外商违犯，私入民家交易者，货物没收入官。
(四)不准违犯规定的外商入京。 (五)会同馆外四周军民不准代替外夷收买货物，违者枷一月，充军边疆。（注23）据此规定，日本贸易使团进入会同馆后，按规定在馆内互市五天。但是，为便于外国贡使观光京城市容，会同馆每隔五天开放一天。为了防止外商乘机在会同馆外交易，才设有前述第三点的规定。尽管规定较严，但日商仍可利用明代南北物价的差别，进行投机赚取巨利。例如景泰时期，北京银价一贯铜钱一两，南京对卖二贯，在宁波可卖三贯。（注24）因此，日使团大会在北京收买银子，到南方出卖可获三倍之利，再以此钱买丝回国，又可赚几倍之利。丝是日本自明进口的大宗货物。在日本一斤丝，价五贯文，钢一驮(产铜地方)十贯文，一驮铜可换丝二斤。但一驮铜在明朝可换丝八至十斤，按日本丝价换算可卖四十至五十贯，即获四至五倍之利。如果用金购买，也同样赚利；日本金十两价值三十贯文，只买丝六斤，在明可换丝二十四斤至三十斤，按日本价格换算，可卖一百二十至一百五十贯，同样是四至五倍的巨利。这样，日商在北京买银卖铜，在南方买丝，贩运回国，大赚其利。因此，有二次入明经验的掳叶西忍后来回忆说：“唐(指明)船之利，莫过生丝”。（注25）这种情况，是日使团所有成员都希望到北京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方面，日本冶铜方法落后，铜中残留银的成分，明商人买铜以后，回炉冶炼提取残留的银，可获巨利。因此，铜、丝交易，明、日商人互相获利。日本商人在明所购买的商品除生丝外，尚有红线、布、药材、砂糖、瓷器、书籍、字画、铜器、锻器、漆器、金缕、扇香、铜钱、估农等。日本商人飘洋过海去北京收购估衣，所收估衣主要为道士和妇女的旧装，其上缝织有一种叫作印金的装饰物，（注26）将其取下用于袈裟、屏风、挂轴等作装饰，价格极高；所余旧衣布用来做衬垫，亦可获利。楠叶西忍总结其两次入明的经验说，如果有一百贯铜钱，可买十余种在明最畅销的货物赴明，然后再买回在日本最畅销的货物回国，这往返之利是无法估计的。（注27）
四、回赐初给价
日本勘合贸易代表团赴明的正式任务是进贡，在进贡之外附带着进行互通有无的贸易。但是，自明日建交之后，这种关系便被日本颠倒过来，进贡成为托词而贸易则是主要目的了。
贡物，是对明帝表示象征性臣属关系的体现物，《明会典》规定，
“有贡则有赐”，是历代遗留下来的惯例，因而对进贡国的回赠礼品，就叫回赐。不过，回赐物品的多寡，常因皇帝兴趣不同而时有差异，但大体上或高于或保持在对等水平上。因此，贡物是以以物易物的方式成为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自永乐年代开始以国王即将军名义所进贡物，每次虽有不同，但大体保持在一个既定的水平上。试以建文、永乐时期义满将军几次贡物为例，略加说明。
(一)建文三年(公元1401年)贡物
金千两、马十匹、薄样（注28）千帖、扇百把、屏风三副、铠甲一领、筒丸（注29）一领、剑十把、刀一柄、砚笆（注30）一盒、文台（注31）一个。
这批贡物按当时日本的价格计算，究竞价值多少很难估计出来。但是，可以从史料中所反映的日本、明以及其他国家同时代或稍晚些的物价；作一个一般性的估算，大体上可以反映其近似值。
楠叶西忍曾在宣德九年(公元1434年)和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以勘合贸易团成员身份两次入明。据他回忆，当时日本的金价为三贯铜钱一两，金千两相当于三千贯铜钱。（注32）
一匹马在日本当时的市价无资料可查，但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明辽东马市价格；上上马绢八正、布十二正，上马绢四正、布六正，中马绢三正、布五正，下马绢二正、布四正。（注33）按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大绢一正值钞五十贯、大布一正值钞三十贯、银一两值钞八十贯、银一两等于铜钱一贯折算，（注34）则上上马一匹价十二两五、上马一匹价六两二、中马价三两七、下马价二两七，平均约五两余。而景泰四年(公元1453年)所贡之马，明政府援正统年间互刺国下等马例，每二匹按绢九正、纤丝一正价格计算，每匹马不过值银6两左右。（注35）再稍晚些，隆庆年间的北方马价平均在七两五左右。（注36）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顺义王进贡留边马近五百匹，因系初贡价格有所优待，每匹马十两左右。（注37）由此可知，从永乐至隆庆年间马价波动不大，建文四年的贡马以当时上马价计算，十匹马价银六十二两。
薄样千帖，日本文明八年(公元1476年)义晴将军的进贡物中，疏纸一枚价值二百文。（注38）薄样与疏纸不同，但都是进贡物品，暂时以每帖二百丈计，约二百贯。
扇百把，日本当时市价上等每把三百文，计三十贯。
屏风三副，每副三十五贯计一百五十贯。
剑十把，上好者每把一贯五百文，计十五贵。
刀一把，上好者每把一贯七百文。
砚管一盒，上好者二十四贯。
文台一个，二贯。（注39）
建文三年(公元1401年)义满将军进贡物中，只有铠甲一领与筒丸一领无价格可兹参考，但从刀、马等武士常用物品的价格看，二项合计不会超过一百贵，暂以一百贵计算。上述统计并不精确，只是其近似值，总共约计三千五百八十四贯七百文。
(二)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贡物
生马二十匹，按前价计约为一百二十四贯。
硫磺一万斤，日本市价每斤八文(包括运费)，计八十贯。（注40）
金屏风三对，计一百五十贯。
枪一千柄，每柄一贯五百文，计一千五百贯。
太刀一百把，每把一贯五百文，计一百五十贯。
铠甲一领，按前计价五十贯。
砚一面并匣，砚一面五百文，匣一只一贯五百文，计二贯。
扇百把，计三十贯。
上述各项合计约为二千八十六贯，较前次贡物价值约少一千五百贯。玛璃大小三十二块，计二百斤，大体上可值一千五百贯。通过上述统计，二次贡物值几乎相等，所以进贡额自“应永(公元1461年)以来大体一定”的看法，是合乎事实的。（注41）
但是，明帝对日本进贡品的回赠值，起落很大。建文帝只回赐锦绣二十匹，按前引绢一正钞五十贯计算，不过钞一千贯，相当于铜钱十二贯五百文。即使把锦绮价格提高十倍，也不过一百二十五贯铜钱。回赐价格与贡物价格相差如此悬殊，而义满将军仍然信心十足地去发展对明进贡贸易关系的原因，不在于回赐与贡物值是否相符，而在于贡船附载物的给价和对明贸易(下面将述及)。因为这种给价和贸易可获四至五倍的巨利。
永乐时期的回赐，与建文时期大不相同。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明成祖的回赐：
纤丝五匹、纱五匹、绢四十四匹，统一按绢一匹价计，为二千五百贯。
红雕漆器五十八件，按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给日本将军附载贸易品墨漆泥金盒每件八百文价格计算，计四十六贯四百文。（注42）
盘十四个、台盘六个、香叠（注43）二副、花瓶一个，可按宣德八年(公元1431年)明礼部给日本同类进贡品价格每件八百文计算，计十八贯四百文。
桌器二桌，每桌十六件，可按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礼部给日本同类贡品抹金钢销价格每个六贯计算，计一百九十二贯。（注44）
葵花样鉴妆一副、碗五个，这两种无同类器皿可兹参考，但前者不会超过屏风的价格，后者可按盘、花瓶价格计算，计三十五贯八百文。上述各项合计近似值约为二千七百九十二贯六百文；约少于贡品价格八百贯。但是，当明成祖看到义满第三次进贡(公元1405年)，送来对马、壹歧的倭寇头目二十余人时，心花怒放，认为倭思从此可以消除。因此，回赐礼品大幅度增加。
甲项计有：
钞五十锭、钱一千五百绢，每锭十贯每绢一贯，合计二千贯。
织金文绮、纱、罗、绢三百七十八匹，按前述价格计为一万八千九百贯。
二项合计为二万九百贯，这已超过贡值约五倍。明成祖为对义满捕倭寇的行为予以嘉奖，特赐义满夫妻礼品，乙项计有：花银一千两，即一千贯铜钱。
织金及诸色彩币二百匹，绮绣衣六十件(以三件抵一匹计)，按前价格计算，约为—万一千五百贯。
银茶壶三个、银盆四个、按抹金铜跳价计为四十二贯。
绮绣纱帐、念褥、枕、席、器皿诸物，以百贯计不会有多大出入。（注45）
进员船三只，永乐时造船价无资料可考，但嘉靖时陈侃赴琉球造船价为二千五百贯，（注46）计五千贯，几项合计为一万七千六百四十二贯。甲乙两项合计为三万八千五百四十二贯近似值。这样，回赐价值已接近贡物价值的十倍。所以，当这些回赐摆在将军的宫邸时，幕府的武土、公卿大臣、各寺僧人无不惊叹，“进
献物品堆积如山，目不暇”（注47）
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成祖对义满将军最后一次贡物的回赐，尤其丰盛；只铜钱一项即达一万五千贯，锦、纺丝、纱、罗、绢四百九十四匹，折二万四千七百贯，加上—千二百五十两白银计四万余贯，（注48）其余物品尚未计算在内。总起来说，永乐时期的回赐是相当多的。
但是，白义教将军恢复被义持将军中断的外交贸易关系以来，明对日本贡物的回赐，不象永乐时期那样丰盛，大体上保持在比贡物略高的水平上。这个时期，日本国内爆发应仁之乱，战争频仍，幕府实力减弱，财源枯竭。勘合贸易使团到明后，常援永乐时期赐铜钱例，要求明政府赐给铜钱。成化四年(公元1468年)，义政将军在给宪宗国书的附件中请求说：
书籍、铜钱仰之上国，其来久矣。今求二物，伏希奏达，以满所欲。书目见于左方。永乐年间多给铜钱，近无此举，故公库索然，何以利民？钦待周急(济)。（注49）
义政将军的表文说出对明进贡贸易即勘合贸易的真正目的，在于取得铜钱，以解决幕府财政困难。这个问题在义满时期基本上得到解决。义持中断勘合贸易近二十年，幕府财政逐渐发生困难。为解决财政问题，义教将军掌政之后，立即恢复对明进贡贸易。这就是义教以后历代将军自愿奉明正朔，称臣纳贡的根本原因。义政请求铜钱，明政府似乎满足了他的要求。但是在回国途中，勘台贸易船受大内氏的劫击，全部财物被枪。所以，义政将军于成化十二年(公元1476年)派出勘合贸易船，在致明政府国书中再被提出赐铜钱的请求，明政府予以拒绝。在正使竺芳妙茂的极力争取下，明政府赐铜钱五万文。成化十九年(公元1483年)的勘合贸易使团正使子璞周玮说的更为明白：将军差他入朝目的，就在于要求赐给铜钱十万贯。（注50）明政府因自己财政短缺，无法满足要求。不仅器府，其他大武士、守护、大名也向明政府要铜钱。成化五年（公元1469年)勘合贸易船回国，三号大内氏船通风，船上货物损失殆尽。该船负责土官桂庵玄树回明港口修 理，同时向明政府申请按原船货物给价五千贯铜钱，以免回国受其王惩办。礼部认为若循其请给价，恐后来者仿效，捏故希求。但是，明宪宗以其王恭顺，特赐绢一百匹、彩缎十表并铜钱五百贯。从这些情况看，明日贸易中的回赐，确实对日方是有利的。给价，是指贡品以外由明政府收买货物的价款。按《明会典》规定：
凡远夷之人，或有长行头匹及诸般物货，不系贡献之数，附带到京，愿入食者，照依官例具奏。关给钞锭，酬其价值。（注51）
永乐时期，对将军附载货物和使臣自进物品的官买，大体上按洪武年间的规定给价。第二期以后，因附载物品和使臣自进物品太多，官买给价时，则往往压价收买。所谓压价并不是低于日本市场价格；而是略低于明市场价格收买。这就出现价格争议问题，如果使臣不愿出售，则听其带回国或任其自行出售。（注52）以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的议价为例。该次日本贸易团所附载货物由宫收买部分大致如下：
苏木，一万六百斤，日本市场价格每斤约五十至一百文，这次给价定为每斤钞一贯，计一万六百贯。
硫磺二万二千斤，日本市价每斤六文，加上本国运费共计八文。给价每斤钞一贯，计二万二千贯。
红铜四千三百斤，日本市价每驮(二百七十斤)五贯，每斤不足十九文。给价每斤三百文，计一千二百九十贯。
刀、剑三千五百把，日本市价上好者每把八百文至一千七百文广给价每把十贯，计三万五千贯。日本刀剑初期质量极好，深受明人喜爱成为畅销品。后来，贸易数量增加，质量低劣，给
价也减低至一贯，但仍有盈余。
枪一条，日本市价一贯五百文，给价三贯。
扇二千二百把，日本市价一百至二百文，给价每把三百文，计六百六十贯。
火筋一双，给价三百文。没有日本市价可作参考，但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日使策彦周良曾在宁波买一双明火筋，价银一分三厘，约合七十五文铜钱。由此可知，给价比明市场价格高出三倍多。
抹金铜挑一百个，日本市价一贯一百文，给价六贯，计六百贯。
花砚每个、小带刀每把、印花鹿皮每张，各给价五百文。
墨漆泥金洒金嵌罗甸花大、小方圆香盒箱并香叠等物器皿，每个给价八百文。
贴金洒金砚匣并砚铜水滴每副给价二贯。（注53）
上述给价项目中苏木、硫磺、铜、刀剑四项大宗货物给价款已达六万八千八百九十贯。而原价格以日本最高市价计算，四项总计不过七千二百六十七贯七百文。其余各项暂不计算，就此四项已可知其给价贸易的利润，不是一、二倍，而是近十倍的巨款。宣德八年是恢复外交关系后各次勘合贸易中回赐最高的一次，其价值接近永乐时期回赐的高潮时期，即三万六千余贯。暂以此款额计算，则回赐与给价，合计已超出十万贯。如果再加上其余各项以及北京、宁波、沿途各地自行交易的款额，其总数字就相当可观了。义满时期每派出一次进贡贸易船，回国后其总获利约在二十万贯左右。（注54）当第一次进贡贸易船回国后，义满向天皇进献一十贵铜钱，以后又捐献三千贯作为建筑纪州日前国悬社的经费。巨额捐献是获巨利的客观反映，所以，每当勘合贸易船回国入兵库港时，与贸易有关系的人就在岸边翘首西望。一个和尚在日记里写着这样一句话：
“唐(指明)船归朝，宣德钱到来。”（注55）
这个描绘，真是如闻其声，如见其形，对获巨利归来的喜悦心情，跃然纸上；因此，不论是被斥为“有辱”日本国体的义满将军，还是被赞为比较识大体的义教将军，都拜倒在巨额利润的脚下，积极从事进贡贸易。日本应仁二年(公元1468年)，天与清启所率进贡贸易船，居然在船头立起一面长一文三尺，大书“日本国进贡船”的大旗，（注56）说明进贡时的得意心情。
勘合贸易获利巨大，因而将军、各大武士、社寺僧人、博多、界各地商人，都把这种贸易视作发财的大好机会，想方设法地加入贸易团。所以，勘合贸易团的成员人数越来越庞大，景泰四年(公元1453年)由东洋允澎率领的勘合贸易团是最大的一次。船十只，人数近一千二百余人，所携带的货物数量也是空前的。其货物数量为硫磺三十六万四千四百斤、苏木一十万六千斤、生红铜一十五万二千斤、长刀四百一十七把、刀九千四百八十三把；其余纸扇、箱盒等物数量较以前增加数十倍。明政府官吏很清楚，数量之所以骤增，是因为“旧日获利而去，故今倍利而来。”（注57）货物数量如此增加，如按往年旧例给价，则只附载商品中大宗贷
物的价格已达六十一万五千余贯。除去折绢、布（注58）款额外，给铜钱部分的款额为二十一万七千七百余贯。（注59）如果再加上回赐部分的价格，以及宁波、北京各市场交易的价格，则此次勘合贸易所带走的铜钱额，将是非常巨大的。所以，礼部奏明景宗予以大幅度地削价。削价后的给价仍高于日本市场价格：
勘合贸易获利巨大，因而将军、各大武士、社寺僧人、博多、界各地商人，都把这种贸易视作发财的大好机会，想方设法地加入贸易团。所以，勘合贸易团的成员人数越来越庞大，景泰四年(公元1453年)由东洋允澎率领的勘合贸易团是最大的一次。船十只，人数近一千二百余人，所携带的货物数量也是空前的。其货物数量为硫磺三十六万四千四百斤、苏木一十万六千斤、生红铜一十五万二千斤、长刀四百一十七把、刀九千四百八十三把；其余纸扇、箱盒等物数量较以前增加数十倍。明政府官吏很清楚，数量之所以骤增，是因为“旧日获利而去，故今倍利而来。”（注57）货物数量如此增加，如按往年旧例给价，则只附载商品中大宗贷
物的价格已达六十一万五千余贯。除去折绢、布（注58）款额外，给铜钱部分的款额为二十一万七千七百余贯。（注59）如果再加上回赐部分的价格，以及宁波、北京各市场交易的价格，则此次勘合贸易所带走的铜钱额，将是非常巨大的。所以，礼部奏明景宗予以大幅度地削价。削价后的给价仍高于日本市场价格：
苏木，每斤银七分，即铜钱七十文，合七千四百二十贯。
铜，每斤银六分，合铜钱六十文，九千一百二十贯。
硫磺，每斤银五分，合铜钱五十文，一万八千二百二十贯。
刀剑，每把钞六贯，计五万九千四百贯。
加上其余货物款额合计钞、铜钱为九万五千九百九十八贯。其中铜钱占半数强，为五万一百一十八贯；折绢二百二十九匹，抵钞二万二千九百三十贯；折布四百五十九匹，抵钞二万二千九百五十贯。（注60）
尽管明政府所给的价格高于日本市场，但日使团嫌低于以往价格，由正使东洋允澎出面力争，甚至说如果不按宣德八年例给价，回国后将受国王的诛戮，表示不如所请便不归国。明政府在东洋允澎的强硬力争之下，又增给铜钱一万贯，绢五百匹，抵钞五万贯，布一千匹，抵钞五万贯。（注61）与此同时，明政府对今后进贡附加了规定：
进贡方物，毋得滥将硫磺一概报作附把之数。其正贡硫磺，亦不得过三万斤。（注62）
为表示达一限制必须遵守，明政府将该次硫磺等大宗货物退还一部分。自此以后，硫磺、铜、苏木等贡品数量逐渐减少，相反，刀剑的数量则逐年增加。刀剑规定为违禁品，不准在市场出售，一向由明政府收买。永乐以来历次贡品约为三千把，景泰四年(公元1453年)增至九千余把，成化四年(公元1468年)增至三万余把，成化十九年(公元1483年)更增至三万七千余把。明政府为控制刀剑进贡数量，规定不准超过三千把，同时日本刀剑的质量也明显下降，因而每把价格从十贯逐次下降为六贯、三贯、一贯等。（注63）①
明政府对刀剑逐年压价，日本使团在争价时的态度也逐渐强硬。例如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正使了庵挂梧在争价书中说：如不加价，“失我国主之心”，“一旦小国弃积世禁贼之功”，“他日海寇闻风复集，其罪谁当?”（注64）了庵桂梧的口气已近威胁，如果不加价，则将不再禁倭寇侵扰。其实，这时的将军已无力禁止倭寇，而西部各大武士也无意禁止倭寇，再稍晚十几年进入嘉靖时代，则倭寇侵扰进入盛期。
不过，明政府由于自身财政困难，和对日勘合贸易团贪婪要求的厌烦，不仅无意加价，甚至对刀剑还作了特殊规定：日本国附进刀剑，每把钞三贯内一分与钱，九分支绢，每钞一百，每绢一匹。（注65）这项规定使刀剑每把只得铜钱三百文，其余以绢折价支付。明政府这些限制措施，目的在于控制刀剑的进口数量。
五、明日私商贸易的发展
明日间的私商贸易是从元末延续下来的，明初虽然一再颁布禁海令，但明日问私商贸易一直在秘密进行。规劝义满将军与明建立外交贸易关系的肥富，就是在私商贸易中获取巨大利润的博多商人。不过，这种私商贸易的规模不大，人数也不多。在明日建立外交贸易关系后，私商贸易依然没有中止，在明史籍中一再出现无国书、勘合的日本进贡船不准进港的记载，就是最确凿的证明。由于两国间存在着官方贸易关系，所以私商贸易的规模也无大发展。嘉靖时代后期，明日双方勘合贸易停止后，私商贸易骤然增加。
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日本种子岛商人驾船二只、一百五十八人，在僧人寿光的率领下，至宁波要求贸易。明以不到贡期且无国书不准入港，寿光便率船驶向定海外海双屿岛。（注66）这时双屿岛的情况是：
双屿货蜜，而日本贡使适至。海商遂贩货以随售，情倭以自防，官司禁之弗得。而西洋舶原回私涣，东洋舶遍布海洋。而向之商舶悉变而为寇舶矣。（注67）
双屿岛已成为明私商与南洋各地、日本以及葡萄牙等商人的秘密贸易中心。寿光船驶进双屿，明商船立即尾随而来与之贸易。明沿海防倭哨所未曾认真禁止，因而巡按浙江都御史高节奏请世宗治其失职之罪。（注68）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肥后商人，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丰后商人等亦自称进贡船，要求入港贸易。明宁波有司以同样理由不准其入港，他们也同寿光一
样，在明沿海进行走私负易。这时，由于倭寇猖獗，日本商舶大部分有变为寇舶的行为，因此，明政府已把私商贸易看作倭寇侵掠的组成部分，取缔转厉。
为了制止日益猖撅的倭寇侵掠活动，浙江总督杨宣奏请世宗，派郑舜功赴日进行交涉。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夏，郑舜功从广东经大小琉球至九州的丰后，并在这里派出从事官沈孟纲、胡福宁等去幕府交涉制止倭患问题。然而，这时日本国内战乱频仍，将军早巳丧失控制全国的能力，无力制止倭寇。郑舜功不得已回国。北九州的大武士大友义镇为了发展对明贸易，曾派僧清授随郑舜功至明，表示奉明国典，制止倭寇，但要求给与助合准予贸易。明政府末准其请。不久，胡宗宪督浙，又派蒋洲赴日交涉。蒋洲于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至北九州，恰值大友义镇与大内义长间爆发战争，不得进京，滞留北九州近二年，无奈回国。胡宗宪据蒋洲的汇报上世宗奏疏：
洲奉使宣偷日本，已历二载，乃所宣喻止及丰后、山口。丰后虽有进贡使物，而实无印信勘合；山口虽有金印回文，而又非国王名称。是洲不晴国体，罪无所追。但义长等既以进贡为名，又送还被掳人口，其有畏罪乞恩之意。宜量犒其使以礼遣回。今传渝义镇、义长，转渝日本国王，将倡乱各倭立法铃制，匀引内寇一并缚献，始见忠款，方许请贡。（注69）
蒋洲所见，足以证明，日本国内战乱，互不统属，难以组成统一的勘合贸易团赴明进贡贸易。各个有势力的大武士在倭寇活动之外，常派出各自的商船赴明贸易，而这种商船与倭寇船很难区分，因而屡被明沿海哨所当作候寇船予以追击。嘉靖三十七年
(公元1558年)大内氏曾浓僧人龙喜率船赴明贸易，改至明近
海，因无国书被明巡缉哨船误作倭寇船予以打击，该船逃回本国。（注70）由于明日间得到许可的非官方贸易从未发展起来，因而私商秘密贸易，就成为官方贸易中断后惟一存在的贸易形式。
在日本私商赴明贸易的同时，明商船开始赴日贸易。赴日贸易的明商主要是闽、浙一带的海商。早在陈侃赴琉球时，其随从自琉球就了解到，与日本互市可获巨利。自是，闽人首先驾船载货赴日贸易，其后，广东揭阳县大家井人郭朝卿乘船赴漳、泉贩稻，因风漂至日本，发生贸易往来。总之，自嘉靖时代中期以后，明私商赴日贸易逐渐增多。日本天文十年(公元1541年)七月明船载货及二百八十余人至丰后神宫寺，天文十二年(公元1543年)八月明船五只至日，天文十五年(公元1546年)明船至佐伯之浦，永禄年间明船数至日本。天正三年(公元1575年)明
、船停泊四柠之浦，所载商品有虎四只、象一只、孔雀、鹦鹉、麝香以及名人书画、续、罗、锦绣、沉香木、猩猩皮等各种珍奇货物，占地面积达二十间。（注71）明商赴日常遭风漂至朝鲜，其备边司向政府报告说：
近年以来，中朝法禁解弛，故商船往来日本，络绎不绝。（注72）
不断赴日的明商以绢、丝换取日本的白银，恰如日商赴明获取铜钱。关于这种情况不仅朝鲜史料中屡有记载，（注73）而且威尼斯 商人马斯洛·西扎·夫雷德利克在其一五六三年的航海日记中也有这样的记载：
中国每年有载绢船一只赴日，载回绢价白银。（注74）
明商船至日的港口大体为萨摩的日向、大隅、丰后各港以及平户等地，日本京都、界市的商人循踪而至，从这里贩运明商品从事国内贸易。（注75）在这种贸易过程中，萨摩的纺津、筑前的花塔旭(博多)津、伊势的洞津，逐渐形成人烟辐凑的商埠地，明商船赴日本多半驶往这几处港口。因而这些港口明人居留该地者甚
多，例如在博多：
有一街名大唐街，而有唐人(指明人)留恋于彼，生男育女者有之，昔虽唐人，今为倭也。（注76）
这些居住于日本并成为日本人的明人，大多为闽、浙一带的商人及其家属。他们有的是为了经商自动移居于该地，或因在经商途中被倭寇劫持至日而居留者。（注77）
应当指出，由嘉靖中期至万历中期约五十年间，是倭寇为患最猖獗的时期，是明海禁执行最严厉时期，同时也是明日私商贸易发展时期，尽管这时明日商人走私贸易冒有极大危险。日商(指非倭寇商入)船靠近明朝沿海，一旦被发现即当作倭寇船予以打击，明商船一旦被查获即按通倭寇罪论处。甚至到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杭州商人赵子明等和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嘉兴县陈仰川、杭州萧府杨志学等百余名，还以“潜通日本贸易”罪名被捕入狱。（注78）明商被缉查入狱，表明海禁政策执行得极
为严厉，但同时说明甘冒风险进行走私贸易的商人大有人在。然而明政府严厉海禁没有制止住的走私贸易，却因丰臣秀吉于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发动的侵略朝鲜战争，从而导致的明日战争，被迫中断了。萨摩藩主岛津义久在日本庆长十一年(公元1606年)九月致琉球国王尚宁的信中曾谈到，明与日本不通商舶者近十余年。（注79）
在这十余年间明、日商船虽未至明、日两国贸易，却以南洋吕宋、马尼刺、交趾等港口为中介地，进行转口贸易。我闽浙直商人，乃皆走吕宋诸国，倭所欲得于我，悉转市之吕宋诸国矣。（注80）
甚至日商在吕宋购买明丝时，还发生过抢购风潮。（注81）在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至三十年(公元1692年)之间，明商贩运大量生丝于交趾，均为至该地的日商所购去。（注82）在南洋各地港口从事转口贸易，当然不如直接对明贸易更为有利。因而于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德川家康取得政权任将军以后，便企图恢复明日间的外交贸易关系。日本庆长十一年(公元1606年)，德川家康示意萨摩藩主岛津义久，令其通过琉球国王转达明政府。日本愿意恢复通商之意。德川家康惟恐琉球国王的斡旋不利，于庆长十四年(公元1609年)又令对马岛的宗义智派使者去朝鲜，请求允许假道赴明贸易。（注83）德川幕府从南北二个方面向明政府致
意，要求建立外交关系和通商。但是明政府对于德川幕府伸出建立外交关系的手并末理会，只是由于倭寇侵扰基本停止对海禁稍有解弛而已。在海禁松弛的情况下；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泉州许丽寰商船驶进坊津贸易，逗留年余始返。在返航时，萨摩藩主岛津义久曾致书许丽寰，约定明年再来。（注84）万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七月，明商船十只驶进鹿儿岛和坊津。
日本庆长十五年(公元1610年)，明广东商船开进长崎，长崎奉行请示幕府，颁给广东商船一张朱印状，其中规定，日本任何郡县岛屿的商人都可任意交易，如有日人不逞之徒枉行不义，将处以斩刑。（注85）稍晚些，明应天府商人周性如至五岛，十二月晋见德川家康，幕府又颁发给予保护贸易的朱印状。同时德川家康
还命作书托周性如带给福建巡抚陈子贞，再次表示愿意建立外交关系，继续进行勘合贸易，如果同意当派专使赴明重修旧好。但是，周性如系走私商人，不敢呈交德川幕府的信件，因而福建总督对德川家康的表示无任何反应。庆长十八年(公元1613年)，德川家康再命作书托琉球王转交明政府，要求恢复勘合贸易。信中提出三种贸易方式：其一、准许日商船至明贸易，其二、明、日商船至琉球互相交易，其三、两国政府互派使船进行勘合贸易。最后，信中针对以往几次通信都无回答，这次发出威胁语说：“如果三种方式都不准许，则将命日本西部九因数万军卒进寇大明国。（注86）和以往几次信件一样，明政府并末按到此信，因而也无反
应。但是，这时明海禁政策不但松弛，而且政府内部出现撤销海禁之议，私商出海赴日贸易者日益增多。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福建巡抚陈子贞指出：
奸民以贩日本之利倍于吕宋，簧绦所在之官司，擅给引票，任意开洋。高桅巨舶，络绎倭国。（注87）
这样，由于日本德川幕府准许明商至日贸易，由于明政府海禁放松，并且与官方有亲属联系或以金钱取得出海凭引，因而明日私商贸易事实上变成半公开性质。这种状况解决了日本对明商品的需求，因而德川幕府不再急于要求发展明日间的官方贸易了。
这个时期，明商对日贸易获利极大，例如：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时，一只福建肛日本价格值千金、鸟肛也值数百金，一部《批点通鉴节略》值四十金、《舆地记》值二十金，焰硝、铁、金皆二十倍利，其他锦缔、器物也获数倍之利。（注88）日本那时流行鹿皮上装与鹿皮袜，精致的染上各种色彩的鹿皮上装，上等者价银七、八钱，中等者价银四、五钱，下等者三钱，（注89）日本宫民皆爱穿用。因此明日商人则争作鹿皮贸易，颇为获利。（注90）在巨利的诱惑卞，明商赴日逐渐增多，日本庆长十七年(公元1612年)七月二十五日，明日商船同时进入长崎港口共有二十六只，载生丝二十余万斤。以后明商船来日逐年增多，庆长十八年(公元1613年)有八只，庆安三年(公元1650年)达到七十只。（注91）在德川幕府初期，对西方商人如葡萄牙、西班牙商人限制在
长崎贸易，而荷兰、英国商人只准在平户贸易，但对明商人无任何限制，船开进某一港口，都可向当地申请准许贸易。明商人到达所要去的港口后，可以访问朋友并投宿其家，互市也较为自
由，甚至一些商人肩负商品走街串巷叫卖也不禁止。但是，这种情况并不长，元和三年(公元1617年)六月开始下令，让开到萨摩的明商船转至长崎港，至宽永十二年(公元1635年)明商船也只能在长崎一港贸易了。（注92）
在对日贸易的明商中，比较著名的有李旦、颜思齐、郑芝龙等人。李旦是泉州人，是这个时期的典型海外贸易商。他虽经常赴日但却与倭寇无牵连，凭靠经济实力与日本、荷兰、英国等商人进行贸易竞争。郑芝龙南安县人，初为其舅黄程至日本经商，以后逐渐形成巨商，往来于日本、台湾、，福建之间，势力颇大。
清朝建立后，南明政权就依靠郑芝龙及其子郑成功的经济力量，偏安一隅。
郑芝龙和日本大藩的关系较深，不仅朝见过德川家康，而且在平户娶藩士田川氏之女为妻，生子郑成功。郑氏父子为南明政权的存在，曾与德川幕府和各大藩有过接触。德川幕府虽没有正式表示支持，但没有禁止与郑氏有关系的日商，在群器和经济方面给予帮助，郑成功军队中有日本造洋枪队就是证明。郑成功的
商船往来于日本和台湾、南洋各港口进行贸易，筹措资金，支持南明政权。（注93）
明日商人在相互竞争中，促进各自国家的经济发展。前已述及，福建一些地方收买日本铜，以提炼其中所含残银，与此同时，又出现一些专向日本出口铜钱的制造商。
日本惟用中国古钱，每钱一文，价银四厘。向者福建、龙溪地方私自铸钱市之。彼重中国之钱，不计龙溪之伪。（注94）
造船业受明日私商贸易的影响，明、日双方都有发展。早在嘉靖三十四、五年(公元1555—1556年)时，唐枢就曾提到，闽、广各地为日人造船的事实；（注95）后来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期间，日本私商涌向南洋，进入德川幕府时期，朱印船贸易一度颇为发。展。从事安南贸易的京都商人角藏(仓)了以，看到明商船的优
越，放弃本国的造船法，引进明造船技术，制造远洋大船。这对日本造船业具有极大影响。在丝织业方面，日本的天鹅绒技术先进，产品深受国际市场欢迎。漳州的纺织业特仿效其法：
天鹅绒本出径国，今漳州以绒织之，置铁线其中，织机割出，机织云燕；，殆夺天工。（注96）
这些事实说明，明日私商贸易对两国的经济发展，有相当促进的。
注1：《戊子入明记》，载牧田谛亮，《策彦入明记研究》，上，第358页。
注2：驮：一匹马负载的重量约重36贯，约合270市斤。
注3：《鹿菀目录》，明应8年8月6日条。
注4：《苍霞草》，卷112，曲祥传》。
注5：瑞溪周凤，《善邻国宝记》，卷中。川岛元次郎，《朱印船贸易史》，第48页。
注6：《允澎入唐记》，唐，指明朝，载藤田元春，《中世日中交通史研究》，第149页。
注7：见《大明会典》正德重修弘治全典，卷104、121。万历重修金典，卷115、143，《万历大明会典》，卷111。《西忍入唐记》、《戊子入明记》、《策彦入明记》、《续史籍集览》等书。
注8：《西忍入唐记》（宝德三年），载藤田元春，《中世日中交通史研究》，第160页。
注9：《正德重修弘治大明会典》，卷100。
注10：《正德重修弘治会典》，卷100，《万历重修明会典》，卷11。
注11：《延佑四明志》，卷8。
注12：《日本一鉴》，巡抚朱纨：“牙行．商人奸伪非违对策奏议”．
注13：胡宗宪，《筹海图编》，卷2，开互市。
注14：牧田缔亮，《策彦入明记研究》，上，第65页。
注15：牧田谛亮，《策彦入明记研究》，上，第993页。
注16：《鹿莞日录》，明应8年8月6日条，载小叶田淳，《中世日中通交贸易史研究》，日文本，第432页。
注17：木宫泰彦，《日本文化交流史》，小叶田淳，《中世日中通交贸易史研究》中为钧云，今按《策彦入明记》改。
注18：牧田谛亮，《策彦入明记研究》，上，第63、66、70页。
注19：牧田谛亮，《策彦入明记研究》，上，第82页。
注20：小叶田淳，《中世日中通交贸易史研究》，第120—125页，附：《壬申入明记》，第16—24号。
注21：牧田谛亮，《策彦入明记研究》，上，所收《策彦和尚初渡集》上、中、下，《再渡集》上、下。
注22：《宁波府志》，卷25，各官，通判沈希达传．
注23：《正得重修弘治大明会典》，卷102。
注24：《大乘院寺社杂事记》，永正3年S月4日。载小叶田淳，《中世日中通交贸易史研究》，第436页。
注25：《西忍入唐记》，裁小叶田淳，
《中世日中通交贸易史研究》，第444页。
注26：在纱、帛上面涂以漆或糨糊，然后贴上金箔。
注27：西忍与成寻大僧正谈话，载小叶田淳，《中世日中通交贸易史研究》，第444页．
注28：薄样，一种极薄的上等纸。
注29：筒丸，铠甲的一种，状如背心，保护胸背腹膜，
注30：砚管，装墨、砚的盆子。
注31：文台：放置文房用具的小桌几．
注32：《西忍入唐记》，载小叶田淳：
《中世日中通交贸易史研究》，第444页．
注33：稻叶君山， 《清朝全文》，1915年中译本，中华书局版，第45页。
注34：小叶田淳，《中世日中通交贸易史研究》，第397页。
注35：《皇明英宗实录》，卷236。
注36：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中译本，第44页。
注37：《万历大明会典》，卷111。
注38：小叶田淳, 《中世日中通交贸易史研究》，第16l页。
注39：小叶田淳,
《中世日中通交贸易史研究》，有关各项价格统计．
注40：小叶田淳, 《中世日中通交贸易史研究》，第236页。
注41：小叶田淳, 《中世日中通交贸易史研究》，第229页。瑞溪周风：
《善邻国宝记》，亦有此种看法，
注42：小时田淳：《中世日中通交贸易史研究》，第396页。
注43：香墨，装配储藏香的用具。见木宫泰彦：
《日中文化交流史》，胡译本，第532爷，译注解3。
注44：小时田淳：《中世日中通交贸易史研究》，第396页。
注45：《皇明成祖实录》，永乐3年11月辛丑，永乐4年正月已酉。大明别幅并两国勘合。彩币，原文为“瞥”，疑为“帛”。
注46：陈侃，《甲午使硫球录》。
注47：《东寺年代》，载秋山谦藏，〈日中交涉史研究〉，第457页．
注48：〈皇明成祖实录〉，永乐5年5月条。
注49：《善邻国宝记》，卷中。
注50：《皇明宪宗实录》，成化29年11月条。
注51：《大明会典》，洪武26年。
注52：《万历大明会典》，卷210，礼部给购日本国条。
注53：《皇明宜宗实录》，宣德8年。参见小叶田淳，《中世日中通交贸易史研究》，第5、7章。秋山谦藏，《日中交涉史研究》，第3章。
注54：田中健夫，《倭寇与勘合贸易》，日文本，第56页，
注55：《大乘院日记目录》，享馅8年10月13日条。见小叶田淳，《中世日中通交贸易史研究》，第401页。
注56：木官泰彦，《日令文化交流史》，胡译本，第566页。
注57：《皇明景宗实录》，景泰4年。
注58：
折绢布，自宣德年代起，明付日助合贸易贷款，以钞与铜钱约各为半数混合付与。钞为不兑换纸币，但钞可兑换绢布。景泰时期，大绢一匹抵钞100贯，大布一匹抵钞50贯。
注59：《皇明景宗实录》，景泰4年。
注60：小叶田淳，《中世日中通交贸易史研究》，第399—400页。
注61：《皇明景宗实录》，景泰5年正月条。
注62：《皇明景宗实录》，景泰B年3月条。
注63：秋山谦藏： 《日中交涉史研究》，第554页。
《皇明宪宗实录》， 成化31年。
注64：《壬申入明记》，第8、14、27号文书。裁小叶田淳：
《中世日中通交贸易史研究》，第412页。
注65：《万历大明会典》，参见小叶田淳，
《中世日中通交贸易史研究》，第418页。
注66：柏原昌三：
《日明勘合贸易中细川、大内二氏之斗争》，载《文学杂志》，卷25，第9期，卷26，第8期。
注67：《皇明世宗实昆》，嘉靖23年8月、24年4月条。
注68： 胡宗宪，《筹海图编》，卷2，第18页；卷12，第86—87页。
注69：《皇明世宗实录》，嘉靖38年8月甲辰。《正气堂集》，卷9，议处日本贡夷。
注70：郑舜功： 《日本一鉴》，卷7，“穷河话海”，本贡。
注71：《丰萨军记．一宗麟政务并唐船渡海之事》，载木宫泰彦，
《日中文化交流史》，胡译本，第616页；间：长约1．8米，面积1间约3，3平方米，20间约为66平方米。
注72：《李朝明宗实录》，明宗元年7月条。
注73：小时田淳， 《中世日中通交贸易史研究》，第482页。
注74：《李朝明宗实录》，明宗8年7月辛末条。
注75：《界市史》，第8编，第24章，第2节。
注76：李百恭、郝杰：《日本考》，卷2，商船所聚。
注77：侯继高： 《全浙兵制考》，卷2，附录：《近报倭警》。博衣凌，
《明清时
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121页。
注78：《皇明神宗实录》，卷496，万历40年，卷513，万历41年。
注79：《异国日记》四。载木宫泰彦：
《日中文化交流史》，胡译本，第620页。
注80：《徐文定公集》，卷8，海防迂说。
注81：箭内健次，《关于马尼拉的华商住区》，《台北帝国大学史学科研究年报》，第4辑。载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118页。
注82：岩生成一，《南洋日本町的研究》，载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12l页。
注83：《考事摄要》乾、《朝鲜通交大纪》五，载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译本，第624页。
注84：《岛津因史》23，栽木宫泰彦：
《日中文化交流史》，胡译本，第621页。
注85：木官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译本，第625页。
注86：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译本，第626页。原文为日式汉文，引用时作了改译。
注87：《皇明神宗实录》，卷476，万历38年。
注88：《皇明神宗实录》，卷493，万历40年。
注89：李言恭、郝杰：《日本考》，卷2，百工器械。
注90：日本外务省调课印编： 《十七世纪的日遏关系》，载傅衣凌：
《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220页。
注91：木宫察彦， 《日中文化交流史》，胡译本，第626—62P页。
注92：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译本，第627页。
注93：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译本，第的3页。
注94：郑舜功，《日本一鉴》，载傅依凌：
《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151页。
注95：《唐一庵全书》，海议，“地处王直奏请复总督胡海林公”。
注96：《福建通知》，卷6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