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明代与清代初、中期的中日关系
第六节 明日间的文化交流
一、 明日间僧人的往返
日本僧人赴中国进行佛事交流，是历代共有的现象，在明代也不例外。日僧赴明有录可考者约有一百二十余人。(注1）从其往来方式大体可分为两期。在永乐条约签订之前，日憎入明多为自寻途径，在明居住时间较长，文学造诣较高，回国后在传播明文学方面的影响颇大。例如绝海中津和汝霖良佐，在洪武元年(公元
1368年)入明，居住十余年，绝海学道于明高僧季潭，余暇则就跟季潭学诗。在季潭指导下，绝海深得明诗奥意，清婉峭雅，不露日本痕迹，颇受明诗人的称赞。此外绝海还学书法于竹席，挺拔俊秀，很有工夫。汝霖在明除学佛事外，善于属文。明翰林宋景镰见其文稿，十分欣赏，为之作跋。他们回国后对日本文学界特。
别是对五山僧人的影响颇大。绝海的法嗣鄂隐慧蔑，在其教导下，诗与书法堪称当时日本僧界一绝。
在永乐条约签订以后，明日间贸易的日方大使，几乎全部是五山名僧充任。其他有意游历中国名山丛林寺院的日僧，多充当月方勘合贸易的工作人员，乘机赴明，达到游历目的。充任(贸易大使的日僧，以官方身份常与明廷上层交往。例如日僧仲芳正中充勘合贸易使团人员入明后，明成祖了解到他的书法甚佳，特命
其写“永乐通宝”四字，作为铜钱上的铸字。(注2）天与清启勘合贸易使团的从僧雪舟等扬善画，成化四年入朋。礼部姚尚书聘其为礼部院壁作画、明宪宗看到后极其欣赏。以后雪舟等扬在明从长有声、季在等精研明画中的设色和破墨之法，甚有心得，回国后在日本画界影响颇大。与雪舟同时入明的桂庵玄树，在杭州从硕
儒学习朱子学，回日后在丰、筑、肥、萨各地讲授朱子学，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贡献。八十三岁的日僧了庵挂梧以勘合贸易团长身份入明，深受明武宗赏识，特赐以金澜袈裟。当时名儒王阳明亦曾款待，并赋诗饯别。(注3）这些以公使身份赴明的日僧，接触了从宁波到北京沿途城镇的各界人士，了解当时明代各地的风俗习惯和生产交换状况，写下了许多日记体裁的著述。诸如：《允澎入唐(指明)记》、《西忍入唐(明)记》、《笑云入唐(明)记》、《戊于入明记》、《壬申入明记》、《策彦两渡集》等书。在这些著述中，记载了当时两国勘合贸易中的有关细节，中国各地风俗人情，是研究明日勘合贸易和明代社会状况的极有价值的史料。
此外，日僧入明，有时携带诗集、文稿，有时携带顶相赞、塔铭、行状、语录等，与明儒或名僧互相切磋，或求其作序跋。明宋景镰就曾为日本天龙掸寺梦窗正觉写过碑铭。(注4）这些诗文的交流，有助于日僧汉文水平的提高。日本五山僧人在明代时期诗文造诣深厚，基本上摆脱了日式汉文腔调，是与双方的切磋交流分不开的。
在日僧入明的同一时期内，明僧也有以使者身份或自行进入日本者。最早进入日本的明僧仲猷祖阐、无逸克勤，为建立明日
外交关系，以特使身份赴日。他们克服种种困难，终于完成明太犯的使命，初步沟通了明日间的外交联系。他们在京都进行外交联系时期，与五山僧人交往，为之敷衍教义，题辞、作序、删改诗文，颇受欢迎。自行入日的僧人如龙室道渊，入日后受幕府的重视，主持日本名刹。他受义教将军的委派，以恢复义持将军中断的明日贸易关系的特使身份赴明，终于实现了明日间的外交贸易关系。因公务劳瘁，病故于工作岗位上。明代后期，清军进关，明政权逃至江南。这时自行入日的明僧增多，其中著名及有籍可考者约三十余人。（注5）这些入日僧，对日本的宗教界影响很大。例如，明僧隐元入日后，成为日本黄渠宗的开山祖。黄渠宗的传入日本，对禅宗、临济宗、曹洞宗都有影响。长崎的所谓中国三寺：兴福寺、福济寺、崇福寺，都由入日明僧做了主持。(注6）这些明僧成为明代文化的传播者。晚明的绘画、书法经过他们之手
传入日本，出现了诋园南海、柳泽模园等日本著名画家和北岛雪山、深见玄贷、石原学鲁、泽田东江等名书法家。
二、朱子学在日本的昌盛
因五山僧人而著名的五山文学，经日本战因时期至德川幕府初期，开始衰落。继之而起的是程朱学派。程朱学派早在宋元时代即传入日本，义教将军时就学习过朱子注的《大学》、《中庸》。但是，那时朱子学只是许多学派之一，尚未统治日本学术界。桂庵玄树自明学朱子学归国后，在九州各地讲授朱子学，门徒很多，朱子学派逐渐昌盛。德川幕府初期，藤原惺窝就桂庵玄树弟子文之玄昌学朱子学，颇有成就。德川幕府中期的著名学者
莎生祖来曾评价说，藤原惺窝与王仁、吉备真备、营原道真为日本汉学家的四神。藤原的弟子很多，著名者为林道春、那波活所、松永尺五、掘杏庵四人。德川家康慕其名，欲聘至幕府，他辞却，推荐弟子林道春。林道春至幕府大力提倡朱子学，遂使朱子学成为德川幕府时期的官学，完全控制了学术界。因之，使儒僧分离，名僧即名儒的现象不复出现，相反，武士皆学儒，许多下级武士成为朱子学派和其他学派的名儒。想入仕幕府的武士不懂朱子学是不能被幕府录用的。甚至京都天皇的侍讲也受朱子学派影响，劝天皇放弃对郑玄、孔安国注疏的学习，而学程朱新按。
三、明代移居日本的中国人在传播中国文化中的作用
有明一代中国人移居于日本者很多。前已述及，在明日贸易过程中，充任译员往来于明日两国者如勋祥，归化日本者如宋素卿。这些人大多从事政治和贸易方面的工作。从事医术工作者如明初的陈顺祖，明末的陈明德等。陈顺祖原为元太医院医生，明初避战乱移居日本九州博多津，行医治病，深受日本人民的欢迎。其子陈大年为义满将军充任译员赴明，参与永乐贸易条约的谈判。大年子月海常佑仍为医生，诊脉发药，
“人皆为神”。其子有年，行医之余，
“咏和歌制唐律，不起草，即率然成章”。（注7）陈氏一族对日本中医学的发展颇有贡献。宽永四年(公元1627年)明末杭州陈明德移居日本，精于儿科，著有《心医录》。其后王宁宇至江户，医术高明，日本人就其学医者极多，形成日本医界的一派，甚至其包药封皮上印有“五云子包”字样，作为标—志。（注8）承应二年(公元1653年)至日的痘科名医戴曼公，著有
《痘科键》，日本池田七兵卫正直等就其学医，形成日本池田派痘科医术。（注9）万治时期(公元1658—1660年)入日的陈元资，不仅诗文见称于日本，而且对日本柔道的发展贡献不小。（注10）
最后，不能不提及朱舜水在日本的影响。朱舜水怀有复兴明室的大志，避居日本。因其言行以匡扶明室为志，深受怀有尊王思想的水户藩主的赏识。其主持编修的《大日本史》，受朱舜水的影响颇深。因而可以说水户学派的形成，朱舜水有着重要作用。
注1 ：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译本，第588—604页，附表。
注2 ：王辑五，《中国日本交通史》，商务版，第16l页。
注3 ：王辑五，《中国日本交通史》，商务版，锡162页。
注4 ：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译本，第610页。
注5 ：迁善之助，《日本文化史》，卷6，第112—116页。
注6 ：迁善之助，《日本文化史》，卷6，第117页。
注7 ：小叶田淳，《中世日中通交贸易史研究》，日文本，第240—242页。
注8 ：迁善之助，《日中文化史》，卷5，第118一119页。
注9 ：迁善之助： 《日本文化史》，卷5，第119页。
注10：下川朝： 《陈元资与柔道始祖》， 《史林》六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