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明代与清代初、中期的中日关系
第七节 清代初、中期中日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清政权取代明政权的时期，正值日本德川幕府第三代将军家光执政。两国由于各自的原因先后宣布锁国，互相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在极小规模下进行着，因而并未建立外交关系。这种闭关锁国状况，一直延续到两国被西方殖民者的大炮敲开大门之前；此后，中日两国间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进入了侵略与被侵略
的时期。
一、清代初、中期中日民间的和平商业贸易
清政府于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九月，迁都北京，接着挥军南下，与农民起义军和偏居南方一隅的明政权作战。南明政权曾数次派代表赴日，请求德川幕府予以支援。（注1）德川家康在入主
幕府之后，几次示意明政府要求恢复两国间的通商贸易关系。明政府因明日战争而产生的嫌隙尚未消除，因而拒绝日本的通商要
求。德川幕府有鉴于此，惟恐因支援南明政府与清政府产生矛盾，从而影响以后的双方关系，特别是贸易关系，因此，对南明政府的请求未曾允诺。随着清军的进攻，南明政府终于灭亡。东南沿海的农民起义军在郑成功的领导下，转移至台湾，并把占领台湾的荷兰殖民者赶走，建立起抗清政权。这个政权一直存在到清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郑成功为筹措军饷，曾大力发展对九州各藩的贸易关系。
清政府统一中国后，为防止台湾郑成功与大陆人民发生联系，对东南沿海的海上贸易控制极严。严禁东南沿海一带商民出海贸易，对西方商船也出于同样目的，不准进出东南沿海各港口．只以远离东南沿海的澳门；处港口，作为对外贸易口岸。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清军平定台湾抗清斗争后，东南沿海各省官吏吁请清政府开放海禁，准许商民出海贸易。清帝康熙认为开放海禁以后，所得税收“既可充闽粤兵饷，以免腹地省份转输之劳”，又对“闽粤边海生民有益”，（注2）因而准其所请。自是，东南沿海商民可以自行造船出海，海外贸易开始有所发展。在这个基础上，康熙二十四年(公元l
685年)清政府在广东澳门、福建：漳州、浙江宁波、江南云台山四处设榷关，（注3）开始同外国互市。清政府为鼓励外国商船进港，甚至给予减免商税的待遇。当时苏州船厂为适应对外贸易的发展，每年建造出海大船常达千余艘。
“商舶交于四省，遍：户占城、逞罗、真腊、满加树、淳泥、荷兰、吕末、日本、苏禄、琉球诸国”。（注4）
这样，中断很长时期的中日间的通商贸易逐渐恢复，而且有所发展。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清商船驶进日本长崎港的达七十三只。在这以后二十年间，赴日的清商船大体上保持在这个水平上。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清政府根据清日间商业贸易状况，特开辟宁波、南京为对日通商的主要港口。
当时日本金银的比价低于清朝，铜的价格也较低，因而清商进行金、银、铜的贸易者不少。某些商人接受清政府的委托，承办军需业务，由官库支银赴日本买钢，回国后按清朝官价卖给政府。（注5）由于这项贸易利润极厚，某些商人甘愿成为宫商，归内务府管辖，专门贩铜。（注6）康熙年代清朝铜产量不多，至雍正时期云南铜山的铜产量约年产三百数十万斤，不敷所用，所以铸铜钱及军用铜皆需进口，特别是进口日本钢。铜商从南京、宁波、厦门、漳、泉、广东等地出海，驶往日本贩买黄金、白银及铜。因之，日本金、银、铜的外流量很大。据日本宝永六年(公元1709年)长崎奉行的报告，从正宝五年(公元1648年)至宝永五年(公元
1708年)的六十年间，外流黄金约二百四十万两，白银约三十七万余贯；从宽文二年(公元1662年)至宝永五年(公元1708年)的四十六年间，铜外流量约一亿一千四百五十万斤。（注7）日本为限制金、银、铜的外流，对仅有的清、荷两国外商贸易额定出限额：请商为六千贯，荷兰商为三千贯。可是对进港的船只没有规定数
量；所以，进港的船只数量日益增多，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清商船进港只数指至一百三十七只。进港船只增多，贸易额
势必超出规定的限额。虽然明文规定超过限额的商品必须运回不得在日本出售，但实际上非法贸易大为增加。为取缔走私贸易，日本幕府在元禄元年(公元1688年)对清商船进港船数作了限制，每年只准七十只清商船入港。后来，幕府曾一度计划将限制数减至十只，贸易额为三千贯，但受到大部分官吏的反对。因为中国商品在日本市场占有传统的优势，日本各个阶层全都喜爱使用。而且清商船贩运至日本的商品种类，几乎囊括中国十几个省份的大部份畅销品。西川如见在其著作《华夷通商考》中曾例举中国十五个省份进入日本市场畅销商品的名称，其中南京一地的商品有八十余种，浙江有四十余种，福建、广东有六十余种。商品的种类大体上为丝及其纺织品、书籍、文房具、瓷器、药材、砂糖、香料、工艺品、漆等等。（注8）幕府中的部份官员认为，如果限制过严，清商得不到足够的利润，将不再赴日贸易。这样一来，日本
市场上的中国商品将因无货源补充而匿乏，这会产生极大的不便。因此，幕府作了让步，在正德四年(公元1714年)公布的“正裕商法”中，将十只增加至三十只，每只商船发给一面写有日本年．号的信牌，无信牌者不准入港。（注9）但是，实行信牌的第一年，只有七只清商船入港。因为清政府干预了这件事，将信牌没收，至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方始准许持信牌赴日贸易。幕府见、清商船骤减，又自动放宽限制，再增加十只，总数为四十只，贸’易额增至八千贯。不过，清乾隆时期海禁转厉，加之日本的铜产“量渐减，所以清商船赴日贸易船数，再没有增加，大体上保持径每年十只左右。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时期。
二、清代与江户时期两国文化思想的交流
清朝建立起全国政权的时间约晚于德川幕府半个世纪，因此，两国间的文化交流开始于德川幕府第四代将军家纲执政时期。在这以前，德川幕府的创始人德川家康是十分重视中国文化的。他、认为程朱理学所鼓吹的君臣、父子统治秩序和忠君、孝梯的封建思想，可以改变武士自日本战国时代发展起来的“下克上”现
象，促进武士遵守忠于君主和奉公守法的规范行动，所以，在入幕主政之初就开始提倡儒学。他仿效明政府推行程朱理学的办法，罗致日本国内林罗山等一批朱子学派名儒，大力宣传朱于学。当时，日本名儒多为僧人，尤其是五山僧人。德川家康为控制儒学。特请朱子学名儒林罗山落发为僧，改名道春主持僧务，以左右僧界。德川家康自己也身体力行地带头学习《论语》、《中庸》等书，且经常请些名儒学者为他讲读。在政务之余，他还过问刊刻懦学书籍等出版事业。在他带动下，历任将军都推祟朱子学派，遂使该学派逐渐形成幕府的官学。
第五代将军纲吉时期，正值清康熙帝临御秉政。康熙帘恰巧也出于巩固政权的原因，鼎力提倡程朱理学，且亲自编写《性理精义》和刊刻明成祖的《性理大全》等书。因之，朱子学派在清初也成为中国的统治学派。康熙一代，清朝进入盛世，经济和文化都有迅速发展。清日双方虽未建立国家间的关系，但清朝的文化、思想对日本影响极大。日本朝野崇敬清朝，尊称为“上国”。纲吉将军为进一步推行儒学，在幕府中特设儒宫，并在日本元禄四年(公元1691年)建立孔庙(即汤岛圣堂)，亲自在是堂讲解《论语》，亲笔书写“大成殿”匾额悬挂殿内。又命林道春之孙风冈由榴还俗，蓄发穿儒服任“大学头”职，竭力推广朱子学。
当时，日本朗野对清朝康、乾两帝极其崇敬，对康熙尤甚，
蹲之为上国圣人。（注10）康熙五十八年(公元1719年)顺治时颁布的《六渝》，（注11）从琉球传入日本。八代将军吉宗见了极其重视，命获生祖来附以训点、室坞巢译成日文，以《六渝衍义》书名刊刻发行，很快流行全国，甚至在明治维新前夕还再版发行。康熙的训渝《十六条》，以《圣渝广训》书名刊行，天明八年(公元1788年)并附以雍正对十六条训渝的敷衍释文于书后，再次出版。称该训渝“实为万世不易的金言”，对雍正亦称为“希世仁君”。
儒学特别是朱子学在幕府的大力提倡下，得到迅速发展，在武士阶级中尤其普遍，出现各级武土“家读户诵”前所来见的情景。自是，儒学者与僧分离，名僧即名儒的状况不见了。各学派的名儒大多为武士出身，武士几乎垄断了知识界，这是德川幕府时期的特殊现象。与此同时，儒学的忠君思想深入武士头脑，战国时期“下勉上”式的叛乱几乎消除了。
朱子学成为幕府的宫学，是知识分子进入仕途的门径，不学习朱子学就难以做官。尽管如此，非朱子学派仍然不断产生。王阳明和陆象山的著作传入日本后，在被称作“近江圣人”中江藤树及其弟子的倡导下，形成阳明学派。该学派的处境和中国一样，也被正统的朱于学派视为异瑞邪说，加以排斥。为谋求存在与发展，该学派不得不常与朱子学派发生激烈争论。由于处境和地位不同，双方争论的论点往往超出学术范围，而涉及到
政治方面。阳明学的著名学者熊泽藩山攻击日本朱于学派过分崇拜中国，把日本看作是太伯之后，是个耻辱。与阳明学派持有同样观点的山鹿素行批评说，林道春等看不到日本国柞与天地无穷，而强吴却被越所灭这个事实，附会日本为吴太伯之后，
是“食其国而忘其邦”，犹“生乎父母而忘其父母”之人。（注12）
另一非正统学派因其倡导者为土佐的南村梅轩，故被称作南派朱子学。这一派的名儒与京都朝廷有联系，他们利用朱子学的大义名分观念，与正统官学作斗争。山崎围斋和浅见纲斋等批评正统官学的所谓正统，不过是承认统治者的既成事实，非是日本国体万世一系的根本原则。篡臣掌政一统天下，不能算作正统。唐高祖是隋臣，宋太祖是后周之臣，他们是乱臣篡权夺取天下，不是正统。伯夷、叔齐值得赞美，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是使后人知大义名分不可侵犯的典范。（注13）楠木正成维护南朝大义凛然，足利尊氏建立幕府是篡权分裂行为。他们的批评涉及幕府，因此、不断受到流放、蛰居等迫害。
水户学派是非正统朱子学派中的又一主要学派，因其组织者是德川家康的儿子、御三家之一水户藩主德川光圈，故称水户学派。他认为宫学派林春斋等主持编纂的《本朝通鉴》一书，把天皇的始祖定为吴太伯后裔，非常不妥。他决心本孔子春秋之义，仿朱烹的《通鉴纲目》，编纂《大日本史》，以明皇统的正闰(以南朝为正统)，定君臣大义名分(明确幕府与天皇的关系)，期人心知其所向。日本明历三年(公元1651年)，他在水户设修史机构“彰考馆”，（注13）聘请名儒参加编写工作，从而形成水户学派。奠定水户学派基础的名儒有安积瞻泊、栗山潜锋、三宅观澜等人。
水户藩主德川光园亦喜读朱子学，且颇受明末入日的朱舜水影响。朱舜水以扶明为志，其言行重视封建的君臣、节义，与德川光园的思想合拍。德川光园极为器重，曾师事之，汇聚于水户的儒者亦颇受其影响。
水户学派编纂的《大日本文》，就其特笔而论，无非是列神功皇后于纪、大友皇于于本纪、定南朝为正统并用其正朔，以体现其大义名分思想。德川光园还以自身行动体现他所主张的名义思想。他因“以弟越兄”继承藩嗣，（注14）在立嗣问题上，他不立于而立兄子为嗣，以体现长幼名义。安东守约以德川光园比作管仲。（注15）管仲相齐桓尊王而霸，德川光园的尊王目的也在此。对于这点藤田幽谷税得更明确：“幕府尊皇室，则诸侯祟幕府；诸侯崇幕府，则卿大夫敬诸侯，夫然后上下相保，万邦协和。”（注16）这点也正是德川光园修《大日本史》的本意。由此可知：德川光园的尊王与幕末尊王攘夷时的尊王，其意义颇有不同。
江户幕府进入中期以后，正值清朝的雍、乾、嘉三代。清朝在这三代文字狱盛行，迫使中国学者脱离顾炎武、黄宗裁等倡导的“经世致用”，注意现实，要求社会改革的研究作风，
转向“避世”，走上“为考据而考据”的道路。大部分学者埋头书本寻章摘句，勘校考据注释，学术研究完全脱离现实，目光短浅，思想呆滞，尽管他们在整理古籍方面作出一定贡献，但在政治上毫无作为。
可是，清朝的考证学风传入日本后，却意想不到地动掘了日本官学。日本反对官学的一些学者如伊藤仁斋、获生祖来等利用考证批评并反对官学朱子学派，倡导“六经即先王之道”，（注17）企图回到儒学古典中去，从而开始了日本儒学中的复古运动。随后，片山兼山、井上金峨等也热衷于考证。清代名儒顾炎武、戴震、钱大听等著作经他们的介绍，在日本广泛流行。至太田锦城时期，日本的考证学派基本形成。太田锦城受顾炎武的《日知录》、朱彝尊的《经义考》、毛奇龄的《西河集》、赵翼的《甘二史别记》等书的影响最深。他曾说：
“得明人之书百卷，不如清人之书一卷”，（注18）可见其推崇之情。
日本考证学派的形成，首先对早已产生的国学发生影响。国学研究《古事记》、《日本书纪》、《万叶集》等著作，主要是天皇、不得意的公卿及其家臣、以及与京都朝廷有联系的知识界的某些学者。最初，德川幕府并不重视国学，可是随着封建制度危机的深化，特别是受到考证学派的影响以后，反幕府的人开始
视国学为“尊王”的思想武器。由于朱子学被幕府定为官学，国学者力图通过反对中国儒学，达到反幕府的目的。贺茂真渊在十八世纪中叶著《古器考》、《冠辞考》、《国意考》等许多著作，力图从日本古籍中抹掉中国儒学的影响。他在《国意考》中说，神道是自然的道；圣人之道是人为的道，是规矩各种犯恶之道。中国的圣人皆为不仁不义者，禹名为受禅，实夺位于舜的子孙，舜也夺位于尧的子孙。武王伐封，是以臣伐君。日本则不然，君脉世世相继。而且，在唐文化未输入日本以前，日本仁义满天下，输入之后，恶人产生。因此，日本人应忠于君道，即日本固
有之神道，不应崇拜儒学。（注19）另一国学者竹内式部把这种思想与现实中的天皇联系起来，强调事君乃日本人之大义，慨叹“今世不尊天子，人只知将军之贵”，并逐渐演变成尊王贱霸思想。（注20）从反对官学批评儒学，而演进为尊王贱霸，引起幕府的注意，对国学的著名人物开始进行迫害。（注21）
与国学同时存在的另一个反对儒学的学派是神道学派。神道被视为日本固有之道。可是，该派也受儒学影响而不断变化。德川幕府初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官学派，以朱子学解释神道，认为儒学的王道即是神道。中期以后，官学受到各学派的挑战，神道的解释亦发生变化。浅见纲斋以三种神器解释神道，使神道脱离王道，演变为皇道。不过，这时的皇道只是象征性地拥护天皇，承认德川幕府握有朝政是得到天照大神的允许，要求幕府应尊敬朝廷与天皇。幕府末期平田驾胤出，神道即皇道的宣传带有尊皇倒幕的色彩。他认为，天皇是天照大神指定的日本君主，日本人必须效忠于天皇。他倡导一种新的学说，以驳斥提倡朱于学重视中国文化的将军。他认为：由神创造的国家在世界上只日本一国。所以，世界事物皆源出于日本。盘古、三皇、太吴、神农、黄帝等都是日本的神，创造《易》也是日本的神，连中国的医学也是日本的大已贵神、少彦名神所创造，传入中国再反传入日本的。（注22）由此逐渐演变为尊日本贱中国的《皇国尊严论》。幕府对持这一学说的学者，照例进行迫害。
如上所述，江户时代日本思想界的斗争，不论正统的官学派和反官学派的各学派，都受到中国封建儒学思想的影响。但是，
由于幕府支持宫学派，所以，凡是反对宫学派的各派，不管其自身受儒学的影响有多大，为了反对幕府都把矛头指向了官学。尽管清代的儒学、文学、绘画、书籍、医药等各方面部对日本产生过深刻影响，（注23）但是，由于反官学派的批判，影响日本千余年的中国封建儒学思想基础，已呈现出瓦解的前兆。
注1：郑芝龙因经商旅居日本时，曾娶乎户藩士田川氏之女为妻，生予郑成功。郑芝龙曾代表南明政府赴日，朝见德川家康，请求予以支援。
注2：《圣祖圣圳》，卷21。
注3：《中西纪事》，8，《互市档案》．
注4：姜窟英，《海防总论》，载《学海类编》本。
注5：《续文献通考》，卷11，钱币考。《皇朝文献通考》，卷14，钱币考．
注6：《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214，钱法。
注7：木宫泰彦： 《日中文化交流史》，胡译本，第649页。原文为：
“一亿一万一千四百四十九万八千七百余贯”，其中的“一万”似为衍文，故予剔除
注8：西川如见，《华夷通商考》，见南京、浙江、福建、广东各条。
注9：信牌样式，载木宫泰彦： 《田中文化交流史》，胡译本，第654页。
注10：东龟年，《兰田文经》二稿，卷1，心赋一节，赞美康熙所写对联：
“日月灯，江海油，风雷效枝，天地闻一番戏场；尧舜且，文武末，莽操丑净，古今来许多脚色”，大加赞赏。认为：
“上国有圣人，德蹋乎往号，泽溢乎八荒。尝制俪语：
日月灯，江海油，风雷放枝，天地大(原文如此)，一番戏场，臣窃观之，至矣高矣，不可以尚然。”中村久四郎：
《近世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彭陶力》， 《史学杂志》，第25编，第3号，第12页。
注11：顺治9年颁布时《六渝》：一、孝顺父母；二、尊敬长上；三、和睦乡里，、四、教训子孙；五、各安生理；六、毋作非为。
注11：郑学稼： 《日本文》，卷4，第193一193页。
注12：郑学稼： 《日本史》，卷4，策196—197页。
注13：彰考，语出《春秋左氏传》，杜预语： “彰往考来”。
注14：《朱舜水集》，中华书局版，1981年，下册，第801页。
注15：《朱舜水集》，中华书局版，1981年，下船，第759页。
注16：藤田幽谷， 《定名论》，参见改善之助，
《日本文化史》，卷6，第249页。
注17：获生徊来，《辨道》，载永田广志，《日本哲学思想史》，
中译本， 商务版，1978年，第139页。
注18：中村久四郎，〈近世中国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力〉，
《史学杂志》，第25，第2期，第25页。
注19：贺茂真渊，《国意考》，参见郑学稼，《日本史》，卷4，第276—277、400—401页。
注20：竹内式部：《奉公心得书》，参见郑学稼： 《日本文》，卷4，第278—279页．
注21：竹内式部被流放到八丈岛，山县大贰处死，是当时比较大的迫害国学者事件。
注22：见平田笃胤，《古道大意》。参见郑学稼，《日本史》，卷4，第407页。
注23：这方面的影响请参阅中村久四郎，《近世中国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力》一文，《文学杂志》，第25编，第2、8、4、7、8、10、12号，第26编，第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