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史爱好者在对战国时代天主教的传布及与西方贸易的认识过程中，往往将葡，西并列，按照欧美学者对近代商业发展的表述，从而得出他们与英，荷等国的先后继起关系，即伴随葡，西商人于十六世纪四十年代发现日本，两国传教士亦着手进行福传事业。由此，产生诸如传教士各为其所属国利益服务，西班牙对日贸易之获利与葡萄牙相捋等诸多偏颇论断，乃至认为在日本的天主教实质上沦为西葡两国进行商业活动的工具。究其原因，其一在于对教廷的决定性作用缺乏认识，二则有关来日传教士的组织体系亦非全然明了，本文拟就此略抒己见。

　　井上清先生在其所著《日本历史》中言及，“（耶稣会）作为葡萄牙国王尖兵而具有和日本领主发生冲突的因素”，断定的根据，则基于“（耶稣会）有变长崎为葡萄牙殖民地的可能性”。这里有两处尚待澄清。首先，耶稣会并非听命于葡萄牙国王，而是直接得到了教宗的委托。诚然，葡萄牙获得了远东地区的“保教权（Patronatus missionum）”，但保教权的基本内容是“保荐主教”，并非像中文所采取的缩略形式使人误认为保护教会和福传事业（从而为世俗国家进行操纵打开方便之门）的权力。就“保教权”本身而论，葡萄牙国王可向教宗推荐适格的主教人选，但审核及祝圣仍在教会，这就决定了传教事业不可能由葡萄牙操纵。实际上，多明我会中葡籍会士人数远超耶稣会，而葡王却首先向教宗申请，并在教廷将此任务委派给耶稣会后表示服从，也可谓耶稣会与葡萄牙之间并无隶属关系的明证。此外，来远东的传教士以神甫为多，甚至连远东巡阅使范礼安亦非正权主教，直至果阿教区设立后，才结束了从印度到日本的广大地区无主教的局面。在这样的情况下，拥有“保教权”的葡萄牙即便能在主教任命上施加影响，对于教会活动却是无法干涉的。必须注意，耶稣会自有其管理组织体系，它仿效军队编制，组织严密，纪律森严，重视对上级的绝对服从，这就保证了会士对教廷的忠诚。在世界范围内，耶稣会总部下设77教省，像前文提及的范礼安神甫，即是省会长之一，省会长要求下属定期作信仰汇报，各省会长又定期向总会长汇报，总会长长驻罗马，直接对教宗负责，并非像某些文章中所称的那样，有诸如“西班牙的天主教派”，“葡萄牙的天主教派”云云。

　　其次，虽则在日传教客观上促进两种不同体系间的贸易发展，有可能使欧洲强国认识到该地之重要，进而以武力征服其国进行殖民统治。但也不能等同于耶稣会成为“殖民地领主”（同见井上文），盖以教会组织的纯洁性，尤其像耶稣会这样成立于宗教改革后的修道团体，其目的全然不在增进世俗财富，更无理由世俗化而成为领主或殖民统治者。即使将教宗国作为一君主国家加以考察，也未曾见有随着传教活动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开展，国内财富增加，国力增强的记录。耶稣会在日传教初期几十年间，经费来源大体仰靠罗马（1553年后则由专门负责远东教务的果阿教区提供），甚至当奉教大名大村纯忠于1580年（天正八年）献长崎等地以为教产后，一应收入依然用在当地的赈济，办学，收养孤儿诸事业。退言之,传教士的信牍报告中涉及社会生活的部分使欧洲人发现商机所在,造成通商往来的事实，传教士们也每乘葡国商船往来。然考其实质，信牍为远东传教区的年度报告（在其他各新老教区大多均有固定发往传信部或修会总部的报告），传教士起初则并不如商人受到大名的欢迎。可见，战国时期日本对天主教的接受过程，很难说是发生于物质层面，而更多应出自理性所获得的启示，正如几乎同时代在中国的皈依----以徐光启，李之藻为代表的士大夫们先后领洗，不独视为远东传教活动中的特例。我们也当看到，巴托罗缪神甫等多明我会传教士对中美洲土著的帮助和同情，而在旧大陆，则是教宗首先发布通谕宣称印地安人并非低等种族。

　　《日本历史》书中还引用了被认为是圣方济各沙勿略所撰书信中的文
句，方济各表示，他到日本传教的使命除开展福传事业外，还要“使之（
日本人）成为葡萄牙和西班牙国王的忠实臣民”，作者以此证明他在殖民
活动中的尖兵作用，我认为有不确之处。“方济各”为洗名，在其被封圣
后，为与其他洗名同是方济各的圣人（如方济各亚西西，方济各保拉）相
区别，一般通称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 of Xavier），盖因出生地在沙
勿略之故。他家世显赫，父亲是以沙勿略城堡为中心领有采邑的巴斯克贵
族，从属于那瓦尔王国。15岁那年，那瓦尔王国被阿拉贡和卡斯提国王斐
迪南吞并，巴斯克人遭受了苛刻的对待，因此方济各被家人送往巴黎，他
就在那里与耶稣会的缔造者依纳爵罗耀拉相识。少年时代种种遭遇使其深
悼故国的沦丧，同时，方济各也是少数几个在贝特朗神甫《传道会历史记
录》和费赖之神甫《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未具国籍的修士之一，
其他有如日本区第三任会长巴莱多甚至依纳爵罗耀拉本人，皆为巴斯克
族。在这样的背景下，方济各却宣称将使日本人成为西班牙国王的忠实臣
民，此种说法无疑是经不起推敲的。

　　对日贸易诸国中，虽以西，葡并称，实际上西班牙的到来却比葡萄牙晚近三十多年。西国商人之所以很长时间未能进入该地，主要原因还是基于统治者尊重教宗亚历山大六世的仲裁，严守“教皇子午线”所划定的势力范围，当然在菲律宾的征服活动和欧陆本土上的战事也迫使其无暇东顾。直至菲力普二世在位期间，先于1571年派遣远征军攻占马尼拉并设立总督府，九年后又入侵在阿尔卡萨基维尔战役中元气大伤的葡萄牙，兼并其国。由于菲力普二世同时统治西葡两国，“教皇子午线”自然失去它原先的意义，尽管葡萄牙在远东的利益集团非常不满，但西班牙却以菲律宾为据点，利用美洲的资源矿产优势，逐步加强与中，日沿海商船间的贸易，并最终于天正12年（1584）抵达平户。不可否认，在日的西，葡商人相互竞争非常激烈，可就表面上而言毕竟共同效忠一个君王，因之大多数纠纷都能按照商业惯例进行调解，远不足以形成两强争霸的局面。此外，西国商人与日正式通商是在庆长十五年（1610），当时家康已将政事交由其子秀忠处理，正是得到了他的同意，西班牙对日贸易进入了一个短暂的迅速增长阶段。比较英国东印度公司货船于庆长十四年（1609）抵达平户，庆长十八年（1613）荷兰也在同地开设商馆，西班牙的活动似乎更应与他们并列，视作欧洲对日贸易的第二时期。

　　最后略谈遣日各修会的情况。西班牙兼并葡萄牙后,方济各会受委托至日本传教（1593年）。在他们的努力之下,信众人数不断增加，尤其有不少本地人加入了方济各会的第三会（即通称的在俗修会），因而在元和殉教中也以该会牺牲最为惨烈，有两位神甫，五名修生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另外还包括耶稣会的一名修生同教堂的传道员，读经员等）。禁教稍弛，各修会又继续坚持活动，菲律宾的奥斯定会，多明我会也分别于庆长二年（1597），七年（1602）来日传教。但其中影响最大，派遣教士人数最多的仍是前文已叙及的耶稣会。

　　　　——三好逸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