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古建筑——敢于输入也勇于创造 作者：陈志华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日本建筑早在公元1世纪便形成了它基本的特点，这便是使用木构架，通透轻盈。这些特点可能是在中国南方和南洋各地的影响下形成的，也是因为日本岛屿上盛产木材的缘故。 　　后来，中国的影响显著地占了主导地位，木构架采用了中国式的梁柱结构，甚至也有斗拱。它们平行排架，因此空间布局便也以“间”为基本单元，几个间并肩联排，构成横向的长方形。它们具备了中国建筑的一切特点，包括曲面屋顶，飞檐翼角和各种细节，如鸱吻、槅扇等等。于是，大致可以说日本古代建筑隶属于中国建筑体系。 　　但是，日本建筑仍然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很有创造性，尤其是它们的美学特征。除早期的神社外，日本古代的都城格局、大型的庙宇和宫殿等等，比较恪守中国型制，而住宅到后来则几乎完全摆脱了中国影响而自成一格，结构方法、空间布局、装饰、艺术风格等等都与中国住宅大异其趣。茶室、数寄屋之类，可以说完全是日本建筑的独创了。它们的美学特征是非常平易亲切，富有人情味。尺度小，设计得细致而朴素，精巧而素雅。日本建筑重视也擅长于呈现材料、构造和功能性因素的天然丽质。草、木、竹、石，甚至麻布、纸张，都被利用得恰到好处。 　　不过，有些时期，在有些方面，日本建筑却是很夸张的。例如伸展得很远的飘檐，硕大的斗拱，过于华丽的装饰，园林中的枯山水等，甚至对自然形态的术石的爱好，也会偏执得落于矫揉造作。 　　在将近两千年的发展过程中，日本建筑一直保持着和中国建筑的联系，不断响应着中国建筑的变化。因为它所联系的，在后期主要是中国南方的民间建筑，所以它能保持自由活泼、生活气息浓郁的性格。 　　日本建筑中最有特色的是神社，遍布全国，约有十余万所，建造年代从古迄今未尝中辍。早期神社，模仿当时比较讲究的居住建筑，因为在观念上，神社是神灵的住宅，而人们只能按照自己的生活去揣摩神灵的生活，而且，建筑学当时也远远没有达到专为神灵别创一种神社型制的水平。因此，这些早期神社贴近朴实的人民生活，它们的建筑风格，可以代表日本建筑的基本气质。 　　神社是日本固有的神道敦的崇祀建筑，始于原史时期。神道教崇拜自然神，崇拜祖先，分为神社神道、教派神道、民俗神道三系，以神社神道为主流，存在至今。神社神道尊天照大神即太阳女神为主神。奉行政教合一，神化天皇世系，以8世纪成书的《古事记》和《日本世纪》为经典。主要内容是说从第一代神武天皇起历代天皇们是天照大神的后裔，他们统一了日本诸岛，有天然的不可争辩的统治权。 　　神道教认为，人性神圣，人的人格和生活应该受到尊重。人对社会负责，有承先启后的天职。提倡以“真”为人生基本态度，从“真”可以衍生出“忠、孝、仁、信”各种美德。 　　神道教的礼拜不固定日期，可以随时参拜神社，也可以初一、十五或祭日参拜。虔诚的人也有每天早晨参拜的。日本住宅里有天照大神和保护神的神龛，也有佛龛、祖先龛。主要的节日有春、秋两祭和例祭。春祭为祈年祭，秋祭为新尝祭。例祭也叫年祭，举行神幸式，信徒们肩抬神舆游行。 　　神社纵深布局，富有层次，入口处有一座牌坊，一根大木横架在一对柱子上，两端左右伸出，有些在稍低一点的位置再横架一根木枋子，这牌坊叫做“鸟居”。进了牌坊，沿正道往前走，到达“净盆”，参拜者洗手漱口再走向本殿。本殿里供奉神的象征物，一般是神镜、木偶像、“丛云剑”等。它们代表神体，叫做“御灵代”，被精心包裹着，参拜者看不到。只有大祀官可以走到本殿的最里面。 　　日本最神圣的神社是伊势神宫，位于三重市的海滨密林里，那里本是一块圣地。它分为内外两宫，内宫称“皇大神宫”，祭祀天照大神，大约建于公元纪元前不久。外宫大约晚于内宫500年，称“丰受大神宫”，丰受大神专司保护天照大神的食物。内外宫形式大体相同，公元7世纪的天武天皇（673—685年在位）确立制度，每隔20年依原式重建一次，所以现在的建筑并非早期原物，不过基本保存了原样而已。为了避免重建时无处奉祀、参拜，内外宫都有并肩两个场地，轮流建神社、拆神社。 　　内外宫相距不远，都是以“本宫”为中心的小建筑群，地段为长方形，外面围一圈栅栏。本宫面阔三间，进深二间，式样为“神明造”。下面有高高的木架形成平台，叫“高床”，周围设高栏。除中央间的门户外，墙壁全用厚木板水平叠成，两坡顶，覆茅草，厚约30厘米，松软而富弹性。屋脊是一块通长的木料，架在山墙外侧正中的柱子上。屋脊上钉“甲板”，在两面山墙挑出很多。脊上有10根前后水平出挑的“坚鱼木”，博风板在脊下交叉而向上高高斜出成“千木”。每块博风上端各平出细木条四根，叫“鞭挂”。甲板、坚鱼木、千木和鞭挂，都是从结构构件演化而来的，加以夸张，变成很有艺术表现力的装饰性构件。 　　它们和高床、高栏一起，使本宫充满了虚实、光影和形体的对比，显得极其空灵轻巧。它们朝不同的方向伸出，小小的本宫呈现出一种外向放射的性格。 　　神宫的细节处理非常精致。坚鱼木呈梭形、柱身顶端卷杀，鞭挂截面原是方的，却在前端渐变为圆的。它们使简洁方正的神宫柔和丰润起来，更有生气，更有人性。坚鱼木两端、千木上、门扉上甚至地板上，恰当地装饰了一些镂花的金叶子，给温雅的素色白木和茅草点染上高贵的光泽。黄金和素木茅草相辉映，既朴实又华丽，足见审美力的敏锐和思想的通脱。场地上浮铺一层卵石，松散的，它们把建筑物衬托得更精美。 　　飞鸟时代（552—645），日本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为巩固封建制度和统一的专制国家，日本大量吸收中国封建朝廷的典章制度和文化。佛教便从中国经朝鲜传入日本，起初受到神道教传统的抵制，587年，在皇位继承斗争中获胜的苏我氏支持佛教。604年，圣德太子正式信奉佛教，30年内建成了46座佛寺。中国佛教建筑也从朝鲜传入日本。 　　公元588年，朝鲜的百济国王送了几个寺工、瓦工、露盘工到日本，带来了佛殿模型，帮助建造佛寺。7世纪初，继续有百济工匠来到日本，稍后便有了直接来自中国的工匠。百济和中国工匠奠定了日本佛教建筑的基本特点，也就是当时中国佛教建筑的基本特点。主要的是：第一，使用了平行梁架的木结构系统，包括斗拱；第二，以“间”为空间单元并以间的并联组成建筑的内部空间；第三是引进了内向的院落式布局和对称轴线；第四是建筑的形式、风格；第五，则是佛寺的布局方式和建筑类型，如塔。前面四个特点，不仅仅限于佛寺建筑，而是对日本的各种建筑都有根本的意义，日本建筑中国化了。 　　圣德太子于公元607年在奈良附近兴建了第一座大型寺院法隆寺。670年失火，以后又重建。739年建了东院。法隆寺的主体是一个“凸”字形的院子，四周环以廊庑。前有天王殿，后有大讲堂，讲堂两侧分立经楼和钟楼，都和廊庑相接。大讲堂之前，院落中央，分列于轴线左右两侧的是金堂和五重塔。这种布局后来叫“唐式”，可能是中国南北朝时期或者北魏末年的式样。金堂两层，底层面阔5间，进深4间（18.36米×15.18米），二层各减一间。歇山顶，有斗拱，形式还不十分严格，用云拱和云斗。柱子卷杀而成梭柱，但不用虹梁。下层柱只高4.5米，而出檐竟达5.6米，十分夸张。二层檐柱落在底层的金柱之上，收缩很大，更显得出檐飘洒深远。五重塔建于672—685年间，自底层至四层，都是三间见方，第五层为2间。底层面阔10.84米，柱高3米多，工层柱高只有1.4米。但出檐很大，底层出4.2米之多。所以它仿佛就是五层层顶的重叠，非常俊逸。塔也用斗拱，和金堂的相似，有云拱和云斗，这是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做怯。用单拱而不用重拱，用偷心造而不用计心造，这些都成了以后日本斗拱的重要特点。塔内有中心柱，由地平直贯宝顶。塔总高32.5米，其中相轮高9米。 　　东院里有一座八角形的梦殿和一座传陆殿，都是初建时候的原物。那时候日本已经有了第一个固定的国都，奈良。 　　以奈良为国都的时代（710—794）叫奈良时代，当时正值中国的盛唐，日本大规模地全面地引进中国文化。 　　采用汉字，学习书法和绘画，编史书，写中国式的格律诗。按照唐朝的律法制定法典，正式使用“天皇”命号。中央政府在这时完全形成，仿唐制设各部机构。疆域扩大到九州南部和本州北部，修建四通八达的道路网。短短的奈良时代是日本文化昌盛繁荣的时期。 　　奈良古都叫平城京，完全模仿唐长安城的规划布局。因为立佛教为国教，在奈良建造了一批很重要的庙宇，其中最有意义的一座是中国东渡高僧鉴真和尚主持建造的唐招提寺（759年建造）。鉴真和尚在日本宏扬律宗，唐招提寺是日本律宗的总院。造寺的工匠有一些是鉴真和尚从中国带去的。唐招提寺只剩金堂、讲堂和东塔是初建时的原物。金堂面阔7间，约28.18米长，进深4间，约16.81米。开间尺寸由明间向两侧递减，中央五开间设槅扇门，尽间只设槅扇窗。柱头有斗拱，补间只有斗子蜀柱。柱头斗拱为六铺作，双抄单下昂，单拱，偷心造。梁、枋、斗拱都有彩画，柱子漆红色。拱眼壁和垫板全部粉白，把承重构件鲜明地衬托出来，显得结构条理清晰，逻辑性很强。屋顶是四注式，经过改造，坡度比原来的陡一些。内部中央供奉卢舍那佛，两侧是药师佛和千手观音，靠山墙则有四天王。御影堂里供奉鉴真坐像，是日本最杰出的干漆木雕像之一。这座金堂可以作为中国唐代纪念性建筑的代表，风格雍容大方，端庄平和。 　　公元784年，为了避免奈良日益强大的佛教势力对政事的干涉，桓武天皇决定迁都，793年，着手建设平安京，这就是后来的京都。794—1185年是日本历史上的平安时代。像奈良的平城京一样，平安京的格局也模仿唐长安，规模与平城京相近而略大一点。 　　9世纪之后，由于封建关系进一步发展，地方的割据势力跋雇，庄园扩大而侵占了公田。天皇的权力衰落，中国式的中央集权政体逐渐瓦解，政权落在大贵族手里，终于导致1086年白河天皇退位，实行“院政”。 　　随着地方割据势力崛起，佛教不再是国教，古代的神道教重新恢复了影响，并且渗透到佛教里去，佛教世俗化了，僧侣可以娶妻生子，可以饮酒吃肉，因此佛教更加普及了。 　　由于封建经济的发展，11世纪，贵族社会到了全盛时期，王公贵族、豪门强宗的生活更加廉烂，纵欲无度。他们大量兴建邸宅、别业等等，并在邸宅和别业里建造佛寺，或者如中国的习惯，舍宅为寺。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文化强化了本民族的特色，大约在10世纪下半叶开始，日本的建筑也本土化了，而且趋向奢华。不过，并没有摆脱中国建筑的影响，相反，还在不断地汲收中国建筑的成就，并且响应着中国建筑的变化。 　　这时候，邸宅建筑产生了一种新型制，便是一正两厢，用廊子连接，前面往往有个水池，称为“寝殿造”。佛寺也采用了这种型制，寝殿造佛寺最重要的代表是平等院凤凰堂，在宇治市。平等院本是当时掌握朝政大权的太政大臣藤原道长的别业，1052年改造为佛寺，寺的主要建筑是凤凰堂。恣肆放纵的贵族不敢忘记他们的归宿，但他们用他们的世界观来了解归宿。在他们中间兴起了“净土”信仰，认为只要聚众念经，就可以超脱现世的“秽土”，到达西方极乐世界。这种信仰便是佛教的净土宗，主祀阿弥陀佛。邸宅和别业里纷纷建造阿弥陀堂，召集和尚们敲响钟磐木鱼，诵读经文。他们用贵重材料，甚至珠宝，装饰阿弥陀堂，板障上和门扇上画着极乐世界的旖旎风光。这些阿弥陀堂是当时日本建筑和工艺的最高成就。但它们往往过于花巧繁缛，洋溢着贵族趣味，同崇尚质朴自然的民间建筑传统尖锐地对立起来。凤凰堂就是这样一座阿弥陀堂。 　　凤凰堂朝东，三面环水。正殿面阔3间（10.3米），进深2间半（7.9米），四周加一圈檐廊，重檐歇山顶。柱头斗拱六铺作，单拱，偷心造。补间只有斗子蜀柱。两翼伸出四间重檐的廊子，向前再折出两间，形成厢房。在折角处加一个攒尖顶，有平座。正殿后身向西有7间廊子。整个平面像一只展翅的鸟，高贵的凤凰。正殿正脊两端各立一只铜铸鎏金的凤凰。凤凰堂的体形错错杂杂，跌宕起伏，对各个不同的观赏角度呈现出不同的变化，千姿百态，而层次不乱。它的构架空灵，飞檐宽展，具有日本建筑特有的轻快风格。 　　凤凰堂的内部尤其富丽堂皇。正殿里供阿弥陀佛像，阿弥陀佛身后的板障上画着西天极乐净土图，辉煌的楼阁之中端坐着佛和菩萨。墙面和门扇上也画着净土景象的图画。梁、枋、斗拱等木构件上满是宝相花、卷草、连珠、绦环等等，斗彩叠晕，艳丽浑厚。姿态优雅的佛和菩萨徜徉在繁花密叶之中。阿弥陀佛头上方形的藻井四周悬挂着透雕的木板，花纹饱满而流动，遍贴金箔，形成华盖。藻井正中，由透雕花叶组成一朵大团花，也贴金箔，接引着阿弥陀佛飞腾的背光。藻井的底子漆深褐色，把金色华盖和团花衬托得格外耀眼。木构件的节点上装饰着鎏金的铜件或螺钿，闪闪发亮。世俗化的富丽堂皇，这是骄奢淫逸的贵族们想像中的西方极乐世界，但凤凰堂是日本建筑中的极品之一。 　　12世纪，王公贵族和大封建贵族渐渐没落，净土信仰随着消退，阿弥陀堂的建设也就停止了。 　　日本佛教建筑的本土化，如凤凰堂的“寝殿造”所呈现的，主要在它们布局型制的独创性，至于建筑本身，平行梁架的结构和以“间”的并列为基本模式的空间组合，依然是中国式的。而且，在本土化的过程中，日本佛教建筑还不断地响应着中国佛教和中国建筑的演进。9世纪，正当佛教失去了国教地位的时候，日本的遣唐使们从中国传回去了佛教的天台宗和真言宗这两个密宗教派。和尚们几乎成了方外术士，以祈福禳灾为能事。他们避世修行，把庙宇造在深山里。山区地形复杂，庙宇不遵定式，布局自由，甚至有一些殿堂采用吊脚楼的做法。代表作为两派的开山祖庙，比睿山的延历寺和高野山的金刚峰寺。它们做法简单，没有什么装饰。 　　从12世纪之末起，武士们掌握了各级政府，1192—1867年，将军们实行“幕府”制，操纵天皇，独揽大权。幕府制又引发了军阀割据，“地头”们分别统治各大地区和领地。他们互相斗争，甚至导致15世纪中叶—16世纪中叶长达百年的“战国时代”。和这个历史情况相应，在佛教建筑中也不再有占主导地位的风格，兴起了地方风格。13至14世纪，地方风格冲破了陈陈相因的沉闷传统，使佛教建筑一度出现生气勃勃的景象。这时佛教建筑中的主要流派有“和式”（或称“日本式”），“唐式”（或称“禅宗式”）、“天竺式”（或称“大佛式”）和“折衷式”。但其实这些建筑流派都来自中国。和式，主要继承飞鸟时代和奈良时代的中国唐代建筑样式，加入一些早期神社建筑的因素。代表作是奈良的唐招提寺鼓楼（1240）和京都的莲花王院本堂（1266）。唐式是新从中国南方江苏、浙江一带传来的宋代建筑样式。首先是整体布局，依对称轴线顺次排列山门、佛殿、法堂等，左右有钟楼、经藏、禅堂、方丈等。其次是斗拱有下昂、用重拱，大多为计心造。补间铺作很整齐。用料小了一些。第三是常用花头窗、花头门和槅扇。第四是翼角起翘比较大，角椽作扇形排列，不像早期那样平行排列而把后尾架在角梁上。典型的例子有神奈川县的圆觉寺舍利殿（1285）。天雪式是中国浙江南部和福建的地方风格，特点主要是构架近似川斗式，斗拱多为丁头拱（又叫插拱），全部偷心，重叠可多达6层。没有飞檐椽，内部采用彻上露明造。代表作品是奈良市东大寺的南大门，它的檐柱高达19米左右，檐口出挑6米，极其雄伟壮观。因为唐式用材比较省，流行广一点，天空式虽然构架的整体性强，但需要大量大木料，所以不能广泛流行。 　　13至14世纪，正是第一个幕府时代，叫镰仓时代（1192—1333），后来紧接的是室町时代（1338—1573）。这两个时代里，佛教盛行从中国传去的禅宗，讲究空灵颖悟、通脱不拘，所以这些流派的建筑也都简约素朴，不事浮华，和平安时代的阿弥陀堂大异其趣。 　　16世纪中叶，战国时代结束，国家重新统一，到16世纪末，开始了一个短暂的桃山时代（1573—1614）。桃山时代和后来的江户时代（1615—1867），日本的政治稳定，市场经济大发展，城市繁荣。这期间佛教建筑又有一个高潮，建造了一些大型的庙宇，如重建的奈良东大寺的大佛殿（金堂）（1696—1708），面阔七间（56.81米），高44.24米。但这时候，世俗文化已经取代佛教成为主要的文化潮流，世俗建筑的重要性也取代了佛教建筑，因此，佛教建筑失去了作为建筑文化代表者的地位。寺院本身的型制和风格也进一步世俗化了。17世纪中叶，又从中国南方传来了佛教的黄檗宗，跟着就传来了中国南方的建筑样式。翼角起翘很大，屋脊正中饰火焰宝珠，两端饰鸱吻，稍间前檐常用圆洞窗等。典型的例子是京都的万福寺和长崎的崇福寺。 　　尽管经历了本土化，日本的佛教建筑基本上是中国式的，但日本的世俗建筑却逐渐产生了自己的型制，而与中国的大不相同。世俗建筑，主要是住宅，服务于日常生活，和日常生活的关系十分密切。它们既要在可能条件下满足生活的需要，一般说来，又不能不考虑节俭。因此，和宗教建筑相比较，它们不大墨守陈规，而能适时变化，越变越便于实用，越富有平素家居的温馨气息。 　　古代和中世纪的日本府邸主要有四类。一类是8—11世纪上层贵族府邸的“寝殿造”。一类是16—17世纪武士豪绅府邸的“书院造”。这两类之间有一个过渡型制，叫“主殿造”，17世纪之后，又产生了一种“数寄屋风”的书院造。再以后便是现代的和风住宅了。 　　寝殿造如同平等院凤凰堂，中国建筑的影响很明显。它们的独特之处在于总体布局不取内院式。中央有一幢正屋叫寝殿，两侧各有厢房叫东对、西对，其间连接的游廊叫渡殿。更复杂一点的，在厢房前再伸出叫中廊的游廊，连接池沼岸边的亭阁，或是钓殿，或是泉殿。中廊的中段有四脚门，叫东中门和西中门，是主要的门户。寝殿造有对称轴线而不严谨，左边或者右边可以多一些建筑或者少一些。 　　寝殿本身也有一定的型制。因为日本风习是席地而坐，所以地板架空以避潮、避寒，大约高出地面0.7一1.0米，通常还在外檐下展出一个宽阔的平座，护以木栏杆。沿外圈柱子（檐柱）和内圈柱子（金柱）都有装修，里面的空间是主要的，叫“母屋”，檐柱和金柱之间的空间是辅助的，叫“庇”。南面的装修是活动的，用帘子或者推拉格扇，叫“障子”。其余三面大多是板壁。后来，寝殿复杂了一点，把北庇封闭，成为一大间，叫“北又庇”，并且分隔为小间，供生活起居用，而母屋和东、南、西三面的庇则是礼仪场所。寝殿造当时流行于皇宫和大贵族府邸中，平安京的京都御所紫宸殿、神泉院和东三条殿都是寝殿造的，各自有点不同。 　　11世纪，上层贵族因皇权式微而财用拮据，府邸采用简化了的寝殿造，非对称的格式渐渐占了上风。下层贵族的府邸离程式更远一些，通常只有一个厢房，另一个以廊子代替，或者造一个实用的小寝殿。12世纪之末，建立了幕府制，武士阶层当权。他们不像皇室贵族那样保守，囿于礼仪，生活内容也比大贵族更多样化，于是，他们府邸的型制发生了更大的变化。第一个主要变化是放弃了寝殿造的总格局，经常没有厢房，在寝殿的西南角直接向前伸出西中廊，前端设西中门。由这个变化引出了第二个变化，那便是寝殿本身扩大了，复杂化了。进深增加，不再用母屋和庇的程式，而用薄而轻的障壁或推拉槅扇把寝殿划分为大小不等的卧室、起居室、会客室、书房、餐厅、储藏间、佛堂等等。没有内走廊，各房间互相穿通。各房间不一定都有侧窗直接照明，卧室、储藏室和佛堂经常在寝殿的中央。推拉槅扇和一部分障子从上到下都糊薄纸，柔和的光线映得室内朦朦胧胧。日本妇女讲究举止优雅，轻声细语，温婉而恬静，内室的气氛充满了女性的亲切。寝殿的外形也不必是简单的矩形，并不一定对称，庇没有了，或者只保留一部分，对外敞开，成为内阳台，叫“广缘”。在广缘的一端设门厅，叫“玄关”。地板仍然架空成高床。因为没有了游廊和厢房，只有寝殿，这种府邸叫“主殿造”。它们主要是武士阶层上层的府邸，所以也叫“武家造”。它比寝殿造紧凑得多，更合于实用。大型的府邸，由几幢这样的房屋组成。各自在功能上有所侧重。典型的例子是京都的北山殿（14世纪）和东山殿（15世纪），都是幕府将军的府邸。它们都有广阔的园林，点缀着一些建筑物，最著名的是北山殿的舍利殿（1397年左右，今鹿苑寺金阁）和东山殿的观音殿（1489年，今慈照寺银阁），都是宴乐的场所。 　　16世纪，主殿造发展成了书院造。书院造和主殿造的主要差别是有一间特别的房间，叫“上段”或“一之间”。它的地板略高于其他房间，正面墙壁隔为两个凹间，左面的宽一点，叫“床”或“押板”，右面的安一副博古架，叫“棚”或“违棚”。左侧墙上，紧靠着床，又有一个向外凸出的四间，叫“副书院”。右侧墙上是卧室的门，分四大扇，中央两扇可以推拉，两侧的固定。这四扇门叫“帐台构”。床、棚、副书院和卧室的门都比这间上段高一点，顶棚则大大降低。这一套做法很程式化。 　　称为床的凹间，正面墙上挂着中国式的卷轴画或书法，原先地上陈设着香炉、一对烛台和一对花瓶，后来只陈设一只花瓶。副书院本来是读书的地方，后来缩小，只陈设着文房用具，变成装饰性的了。有些次要房间也可以设床。在没有卧室的房子里，帐台构是叫做“纳产”的储藏室的门。大型府邸由几幢房子组成，每幢都有一间上段，但不一定都组合得合乎程式。 　　上段以及它的床、棚、副书院和帐台构的组合，首先在禅宗书院里形成。讲究的是雅素，有点颖巧的小情趣。日本人席地而坐，室内极少家具，这一套组合很有装饰效果。16世纪下半叶移植到邸宅里后，这种邸宅就叫书院造。17世纪初，日本经历了长年的封建分裂而重新统一，德川幕府创立了空前强大的中央政权，手工业和商业蓬勃发展，城市经济繁荣。于是，市民文化发荣滋长起来，它乐生，它也拜金，以至桃山时代在贵族武士们的建筑中生成了追求豪华壮丽的潮流。在上层的书院造府邸里，上段之内，顶棚上绘彩画，障屏上，床、棚的壁上和帐台构，画着色彩浓艳的山水、海洋之类的大风景和树木、花草、翎毛等等，称为“金碧障壁画”。帐台构的把手挂着长及地面的金红流苏，槅扇上镶嵌着华丽的透雕金叶，螺钿闪闪发光，绚烂辉煌。书院造完全改变了情趣。 　　书院造府邸的代表作是京都的二条城二之丸殿（1603），名古屋的本丸御殿（1615）和京都御所的常御殿等。 　　就在书院造流行的时候，同样在禅宗佛教影响之下，日本兴起了茶道，以品茶斗茶为题制定了一套烦琐的礼仪规则。为这个目的而造的建筑物就叫茶室。 　　茶道由禅僧倡导起来，武士豪绅附庸高雅，竞相仿效，他们起初依照书院造府邸内上段的样式，建造独立的小小的茶室。因为禅僧们在茶道里深深注入了寂灭无为的生活哲理和不分贵胄黎庶一律平等的思想，茶室就以萧索淡雅相标榜，追求自然天成。所以上段式的茶室没有流行，广泛流行起来的是草庵风的茶室，成为日本最有特色的建筑类型之一。 　　草庵风茶室一般很小，以当时刚刚流行的塌塌米地席来说（每“京间席”6.30尺长、3.15尺宽），大多是四席半，最小的只有两席。它们小而求变，内外都避免对称，也有床和棚。常用木柱、草顶、泥壁和纸格扇。为了渲染天趣，常用不加斧凿的毛石做踏步或架茶炉，用圆竹做窗棂或搁板，用粗糙的苇席做障屏。柱、梁、檩、椽之类的木材，往往是带皮的树干，不求修直。连虫眼和节疤都保留着作为点缀。床和棚之间立一根柱子，叫“床柱”或者“中柱”，是茶室最讲究的一个构件。要有刚柔兼具的弯曲，要有苍劲缠绕的纹理，以古拙夭矫为上品，往往多方购求，不惜重金，偶得一本，当作商鼎周彝一样珍惜。全部构件都不上色上漆，叫做“素面造”。 　　与茶室相伴的是野趣庭园，叫“茶庭”。在园的一角，茶室流露着沉潜隐默的情趣。茶庭一般很小巧，用写意手法布置。地面略作起伏，铺上草皮，零星点缀几块精选的山石，几座精致的石灯，茶室门前摆一个由大块蛮石凿成的水钵，供茶客洗手。水钵左右有供放置水勺、水桶和供茶客落脚的几块蛮石。它们和水钵构成很富画意的一组，名为“蹲踞”。 　　茶室把日本建筑的典型性格发挥到极致，有一些杰出的作品。但是，走到极端，就会向反面转化，有一些茶室，手法过于刻露、做作，从追求自然变得很不自然。 　　茶室和金碧障壁同时产生和流行，是一种很特殊的现象，反映出这时日本文化的多元。既有早就表现在原史时代神社建筑上的对简约朴素的爱好，对天然木石材质之美的敏感，又免不了市民文化的奢华艳丽，铺张浮夸。但是，二者之间也并非毫无渗透。一方面，金碧障壁的绘画多以自然景观，尤其是雪山和海洋为题材，表现出对自然的亲密感；而另一方面茶室也不免矫情，为了一棵畸形的中柱，不惜一掷千金，并以此炫耀，则在“自然”之中漾出了拜金心态。 　　在草庵风茶室的影响之下，出现了一种田舍风的住宅，称为数寄屋（是日语的音译）。作为住宅，它比茶室多讲究一些实用，少一些造作，比较整齐，因此反而更显得自然平易。在室町时代已经传到日本的宋代的水墨画，这时候成了障壁画的主流，木材也常常漆成黝黑色，这是数寄屋的一个特点，完全和桃山时代武士邸宅的金碧障壁异趣。 　　数寄屋之风也吹到了大型的书院造府邸里，最出色的实例是17世纪上半叶京都府的桂离宫书院和修学院离宫书院。桂离宫是一所山庄园林，中央有一片湖水。湖的西岸，三栋书院造的房子曲折连缀在一起，依次是古书院、中书院和新御殿。在中书院和新御殿之间还有不大的一栋乐器间。所有的木构件，从结构的到装修的，都很细巧。地板架空比较高。外檐装饰用白纸糊的推拉槅扇，衬托出深色的木构架，更加洗练明快。屋面是草葺的，散水、柱础、小径都用天然毛石。古书院和乐器间的广缘，铺着长条木板，纹理如画，像轻舒曼卷的炉烟，像春风吹皱了的池水，精心觅得的美似乎在不经意中。 　　数寄屋是后来和风住宅的前身。和风住宅吸纳了西洋式住宅的许多特点和做法，是日本式的现代建筑了。 　　随着16世纪西洋文化的输入，日本建筑发生了新的变化，除了和风住宅之外，重要的还有城楼，叫“天守阁”。 　　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是日本城廓建设的高潮时期，各领主国纷纷建造天守阁，竟至于有一年造了25座之多。这些天守阁已经不像封建内战时期那样兼做藩主的府邸，而是纯粹的军事壁垒了。阁里有武器库、水井、厨房和粮仓。还有投石洞、射箭孔和铁炮孔等等作战设施。 　　这批天守阁中，最著名的是姬路城的和名古屋的，都高五层。姬路城的高33米，底层东西长22—23米，南北宽17米。它的守备设计很严密，一座大天守阁之外，还有三座小天守阁监护着它的门，互成犄角之势，防御侧面来的攻击。大小天守阁之间设武器库，可以方便地供应守卫者。天守阁前的路径十分曲折，进城门之后，必须走过长长的、迂回又迂回的上坡路才能到达天守阁脚下，路两侧夹着石墙，设一道一道的关卡。在这段路上，进攻者完全暴露在守卫者的火力之下，要进攻天守阁是难上加难。 　　天守阁仍然都是木结构的，木材粗壮。由于这时已经在战争中使用火器，姬路城的和其他有些城的天守阁加上了砖石的外围护墙。下部用大块蛮石砌筑，收分很大，上部抹白灰。细腻明亮的白灰和粗犷的蛮石对比很强烈，产生了力的冲突。为了扩大防卫者的视野，便于射击，姬路城的天守阁在墙上设了几个凸碉，它们被造得像歇山式的山花，叫“唐破风”。凸碉经常成对，形成“比翼山花”。它们和腰檐相互穿插，重重叠叠，错错落落，景观非常丰富多变化。这种做法叫“轩甏交错”。后来，世事长期平和，武备松弛，山花成了单纯的装饰品，于是，便使用一种装饰性很强的弓形山花，叫“千鸟破风”。弧线与直线相配合，加上长长的悬鱼和华板之类的雕饰，天守阁变得非常华丽。它们成了城市的标志，领主们以它们互相争胜。 　　城堡和天守阁有不少西方防御性建筑的做法，但它们却是真正日本式的。敢于汲取，又勇于创新，和风住宅和天守阁是日本建筑比较顺利地走向现代化的象征。 　　　　——前田利休（录入）